概要: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
学习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标签:学习心得体会,学习心得体会范文,http://www.51jxk.com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
吴忠民分析,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改革阶段组成的改革过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破大锅饭,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吴忠民说,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吴忠民说,从国家财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实力,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从属性的、‘兼顾’的位置,便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延误中国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社会的病态化。”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吴忠民提出,可以考虑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5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吴忠民说,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启动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建设;国家出资并免除所有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适当减免部分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增大对城乡抚恤事业的投入。初步估计,每年国家大约需要支出2700亿元左右的资金。“这个数字没有超出国家的财政能力。”
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现阶段经济发展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张晓晶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但如果不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平上就不太现实。“因此,现阶段,我们依然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效率问题依然不能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标让我们忽略了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张晓晶建议,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在评定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指标综合考量。
张晓晶说,社会财富在人群之间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台时民众的参与都能体现社会公平。他表示,过分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给农民免农业税。”张晓晶说,“这么做,可以缓解因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要想根本上让穷人致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机会。”“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都是要将“起跑线”拉近,“尽管这些问题在五年内不能完全解决,但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无疑会让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张晓晶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