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三、创作方式和传播形式的影响1.商业化的创作道路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宋代，概括地说，文学的社会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书籍的借阅和传抄；书籍的抄刻和买卖：戏剧演出和演唱说书活动。通过不同的方式，都与文学接受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柳永从自身与歌妓长期相处的状态出发，探索出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将作者、作品、歌妓乐工和听众组成了一个集合体，他的歌妓词创作就在作者—作品—歌妓乐工—听众的双向运动中完成。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柳耆卿为举子时，多游侠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柳永的词作之作为整个合作的一部分，他们之间达成了长期的合作，柳永利用他们传播自己的词作，同时获得一定的物质资助，歌妓乐工利用他的词提高身价，谋取经济利益。同时，听众对词的反映，也通过歌妓乐工反馈给柳永，不断丰富着他的创

柳永歌妓词对中国俗文学发展的影响(二)(选修备课资料),标签：语文备课资料,http://www.51jxk.com
三、创作方式和传播形式的影响
1.商业化的创作道路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
宋代，概括地说，文学的社会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书籍的借阅和传抄；书籍的抄刻和买卖：戏剧演出和演唱说书活动。通过不同的方式，都与文学接受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柳永从自身与歌妓长期相处的状态出发，探索出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将作者、作品、歌妓乐工和听众组成了一个集合体，他的歌妓词创作就在作者—作品—歌妓乐工—听众的双向运动中完成。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柳耆卿为举子时，多游侠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柳永的词作之作为整个合作的一部分，他们之间达成了长期的合作，柳永利用他们传播自己的词作，同时获得一定的物质资助，歌妓乐工利用他的词提高身价，谋取经济利益。同时，听众对词的反映，也通过歌妓乐工反馈给柳永，不断丰富着他的创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传媒自身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并且创造着新的社会环境,无形中改变着社会的结构”。[13]柳永通过歌妓乐工不仅使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传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同时还通过他们了解到市民大众对词作的反映，积极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和水平，这是一种良性商业合作方式的开创。这样的合作道路对于中国俗文学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它消除了知识分子同市民群众之间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隔膜，沟通了作家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的联系，既提高了市民文学的格调，也拓宽的作家文学的视野，从而丰富了整个文学的审美风貌，它是古代进步作家向市民学习，为市民服务的历史性开端。柳永的这一创作道路，开文人职业作家的先河，以后周邦彦提举大晟乐府，成为官府职业作家的成功、也没有姜白石终身布衣清客的进一步职业化，开了近代、现代以后文人职业化的先河。这是他们承续柳永的结果。关汉卿终身与勾栏艺人合作，并且同 “独步当时”的著名演员珠帘秀接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条闪光的艺术道路，正是柳永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的继续。袁行霈先生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就引用《南词叙录》中说道，南戏“是民间艺人‘以宋词而益以里巷歌谣’”构成曲牌连缀体制。[14]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肯定了柳永这条道路的开创意义。
2.以大众接受为作品归宿
一部艺术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鉴赏和相互交流，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变化的审美经验之中，这一过程根本上决定了读者与艺术家及其新作品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受众的鉴赏不仅促成了既定艺术作品的实现，而且直接影响到了艺术家对于新作品的创造。[10]柳永的歌妓词特别注重作品的接受问题。
在宋元时期，因城市的兴起与经济的发展，大众娱乐传播有了特别适合成长的沃土。那时最一般的娱乐场所是戏场勾栏，乡村的娱乐场所是神庙广场。还有豪家厅堂、富户名园、江湖船舫、青楼妓院等等，都成了戏剧演出和艺人说书的场所。娱乐需要几乎成为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生活必需品，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文学的娱乐性不但不会消解文学的认识、教育价值，处理得当，反而能够为他们找到更为有效的实现途径，从而加强他们的影响力”。 [15]十一世纪的中国，接受教育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一般老百姓很难接受教育。即使是城市市民，他们的知识也相对比较贫乏，通俗文学就成为他们获得社会、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茶楼、书院、戏院成为他们开拓视野，增长才智的课堂。街谈巷议、听书看戏，不仅消除了劳作的疲惫，也使市民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柳永的词，可以说是十一世纪中期最受群众欢迎的‘流行歌曲’”。[4]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说,传播的方式和形态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只有传播渠道畅通,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文学价值。因而倚重娱乐传播的通道流传的词作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决定文学价值时间状态的因素十分复杂，文学需要超越短暂的时效性获得永恒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本本身具有真正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只能来自真善美的高度融合。”[15]柳永的词作以其充满的真善美而深受市民群众的喜爱，没有华丽的词藻，有的只是晓畅直白的市井俗语，但他让作品的接收者感到亲切，仿佛这一切就在眼前、身边。柳永将他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以市民能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的歌妓词不是阳春白雪，而是承载着作者情感的丝线，连接着柳永和广大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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