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关于题2：生A：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封建社会是从战国开始的，战国是在春秋之后。而《诗经》收入的诗歌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500余年间的作品，即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的诗歌，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乐府是统治阶级为了解民情，从民间搜集来的，在汉代，当时的朝廷的音乐官署叫乐府，它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各地民间诗歌和乐曲。后世把这类民歌或文人模拟的作品也叫做乐府。神话传说，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小说的源头，又怎么能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由统治者从民间搜集来的呢?生B：从我们几个人的研究来看，作者的说法是正确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大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根子在于我们没有理解原文的本义，说得夸张一点，是有点歪曲了作者的意思。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原文明明是说“在封建制度的上升时期”，“政府”从民间搜集来的”，根本没有说《诗经》等都是“产生”于“封建制度的上升时期”。再说，《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虽然所收编的作品是春秋中叶之前的，但不等于从民间采集最后收编成集的时间就一定还在奴隶社会时期，我们没有查找到这一方面的准确资料。(老师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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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题2：

生A：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封建社会是从战国开始的，战国是在春秋之后。而《诗经》收入的诗歌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500余年间的作品，即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的诗歌，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乐府是统治阶级为了解民情，从民间搜集来的，在汉代，当时的朝廷的音乐官署叫乐府，它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各地民间诗歌和乐曲。后世把这类民歌或文人模拟的作品也叫做乐府。神话传说，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小说的源头，又怎么能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由统治者从民间搜集来的呢?

生B：从我们几个人的研究来看，作者的说法是正确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大家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根子在于我们没有理解原文的本义，说得夸张一点，是有点歪曲了作者的意思。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原文明明是说“在封建制度的上升时期”，“政府”从民间搜集来的”，根本没有说《诗经》等都是“产生”于“封建制度的上升时期”。再说，《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虽然所收编的作品是春秋中叶之前的，但不等于从民间采集最后收编成集的时间就一定还在奴隶社会时期，我们没有查找到这一方面的准确资料。(老师补注：《诗》编成于春秋时代。相传曾经由孔子删削、整理。)但有一点，可以说明，《诗经》在汉之前还是叫《诗》，被统治者承认并奉为经典而称《诗经》，这是汉代的事情。即使是在奴隶社会就初具雏形，但为统治者所认可，作为政治教科书来对待，从“黑市户口”变为“正式户口”肯定是“政府”从民间采集之后并得到“政府”认定的事。

第二，神话传说这种文学样式，虽然作者说它是小说的起源，而且是惟一的源头，但这并不否认这种源头的文学样式在封建制度上升时期就一定会消失，尤其是它的叙人、叙事的传统，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永远会有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强调的是“政府一在封建制度上升时期”为了了解民风民情，从民间去搜集的，以供统治者了解民情或其他需要作参考。统治者可以通过搜集民歌民曲来了解民情，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搜集神话传说等文学样式来了解民风民俗民情呢?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读到《诗经》、“乐府”和许多优秀的神话传说，除少数是民间流传下来的，更多的还是官方搜集而流传下来的。如文中所说的《穆天子传》这样的神话传说，记录的是周穆王驾八骏西游的故事及其言行，统治者的正史上就是把它归于帝王“起居注”一类，你说这不是政府搜集之后的行为吗?《山海经》这部富有神话传说的古代地理名著，据考也是周秦之间的人所记述的。《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云：“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是最有力的证明。

因此，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文中的这句话是没有错误的。相反，这样的疑问本身是难以理喻的。

关于题3：

这一自然段在理解上是一个难点。为什么要插进萧统《<文选)序》给文学下的定义，有什么作用呢?我们这个组的研究结果是这样的：

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是源于作者对古代小说发展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古代小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离不开史实记载，后期才逐渐脱离历史真正成为文学创作。因此是为了表达作者研究成果之需要。二是从第三自然段的内容本身看，可以发现有如下三个作用：一是为了指出萧统《<文选>序》中所指的文学并不包含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二是引出这个定义是为引出对唐代小说成为文学创作情况的叙述；三是为说明唐代小说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提供理论上的参照标准。这样看来，第三自然段最后的目的还是在说明古代小说的发展，即说明小说发展到唐传奇，已经成为一门从历史中独立出来的文学门类。

至于文段中作者用两个“正是”对萧统(<文选)序)中的文学定义所作的解释，从行文来看，阅读的人是比较容易找到答案的。而事实上，尤其是原义或研究者是否就承认：“事出于沉思”就是“虚构、想象”；“义归乎翰藻”就是“讲求文采”，那是另一回事情。根据我们小组的讨论，意见如下：

第一，经查《<文选>序》的原文，方知，这是选编者阐述什么样的文章才能称为文学，即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入选《文选》的标准。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泰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平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细分析原文这段话，不难看出，这是在说哪些文章在不选之列，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人选《文选》。事实虽美，毫无系统，而且不是文学上有意的创作品，放在一边不选；那些记载事实的史书，也不是纯粹文学作品，所以也不选。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合格呢?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方能被选。这个大胆的择取，便把经、史、子、杂说，全驱到文学的华室之外，把六艺即文学的说法根本推翻。有想象的，有整个表现的，有辞藻的，才能算文；不如此的不算。这个规定把“文”与“非文”从古籍里分拆开，使在历史上与文学上“文”与“非文”截然分立，差不多像砌了一堵长墙，墙上写着：这边是文学，那边是文学以外的作品!这个“判断”真是非常勇敢的，也是非常有利于文学独立的。

第二，如果我们就句来论句，我们会发现，这句话解说的是“事”与“沉思”、“义”与“翰藻”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给这四个概念诠释内涵和确定外延。小组同学经查阅有关资料，发现说法各异。其中朱自清先生的解释很大胆，他说，“事出于沉思”的“事”，应当解作事义、事类的事，专指引事而言，并非泛说。

我们认为，原文的表述不太妥当，不能说成“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最好应该表述为：“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中的‘沉思’；‘义归乎翰藻’中的‘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正如禹洪平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说，“如果将这两句看作文学的‘定义’，可能更有争议。而如果将这句话解释为‘文学应该有想象与虚构，同时要有文采’，是不是又太简单了一点?”

关于题4：

按一般人读书习惯，会毫不怀疑地选择第一句话，因为从作者的行文来看，似乎明确表述了这层意思。但是从下文的论述重心来看，又分明在第二句话上。而查阅有关资料中的解答也大多是第一句，也有将这两句话统统写进去。还没有发现写第二句作为答案的。

其实正确的解答是第二句。这里涉及的是在阅读社科文章时，如何确认语句和整合语义的问题。语句的确切认定和语义的恰当整合，是实现有效阅读的起点。首先是语句的确认。通常可从结构成分上分析句子，我们就不会对赫然在目的语义熟视无睹了。第9自然段只有两句话，只要我们问一句，这两句话的主语是什么，马上就会发现，第一句主语是“中国的小说”，第二句主语是“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其次是语义的整合。第一句只是说小说之源来自民间，小说的内容反映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通过整合发现，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源”的问题。第二句较长，分析一下可发现包含三层意思：①中国小说的发展是怎样取得的；②作家和民间创作的结合关系是促成发展的重要因素；③这种结合关系表现为作家对民间创作的学习和参与。通过整合，对句中基本语义、从属语义、次从属语义进行辨认，就会得出“中国小说的发展是由文人作家和民间创作相结合来推动的”这样一条规律。当然，我们在思考时，还要提醒自己把握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这里的“起点”是要弄清“发展规律”，而不是小说的“源流”问题。

说明：当然从学习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同的教学班，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问题。无论出现什么问题，请尽量考虑学生的知识背景、阅读能力、学生的探究可能以及老师的指点几方面综合起来开发和解决。千万不要把教参与老师的理解灌输给学生，那是最为糟糕的事。

[拓展与延伸]

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结合书后的练习三和练习四，进一步开展探究性阅读与研究，能有把握地运用古代各种不同的小说作品来证明小说发展规律，能根据几部不同的小说作品的阅读与研究自己总结出小说发展的规律。具体内容略。

教学资料： 

作者及创作简介：

吴组缃(1908—1994)，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原名吴祖襄。安徽泾县人。1908年4月5日出生于塾师兼商人的家庭。在宣城、芜湖、南京读中学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开始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与《妇女杂志》上发表《鸢飞鱼跃》等短篇。1929年前后，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也影响到吴家的经营，父亲在家境败落中忧愁致死。现实中的变故促使吴组缃从理论上寻找答案。考入清华大学后，在其兄吴半农等影响下，注意钻研社会科学著作，并在“九一八”以后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反帝同盟”。这时期发表在《清华周刊》(文学)月刊上的小说，从《离家的前夜》到《菉竹山房》，大多表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妇女、青年的压迫，艺术上显示出含蓄严谨、细致精微的特色。茅盾的《子夜》的出版开拓了吴组缃的艺术视野，他开始有意运用科学现点解剖社会生活的各种断面，在《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大平》《樊家铺》以及速写《黄昏》等；并以圆熟的艺术技巧，展现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凄厉郁怒的生活画面，真实有力地表现出凹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急剧破产、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赢得了文坛的赞誉。这些作品收入《西柳集》(1934)和《饭余集》(1935)。1935年1月起，吴组缃应冯玉祥的邀请，担任国文教师和秘书，长迭12年之久(有间断)。在此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鸭嘴崂》(又名《山洪》，1946)和《铁闷子》等短篇，反映农民、士兵抗日意识的觉醒。1946-1947年随冯玉祥访荚，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史和古典小说研究等课程，发表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关于古典作家的世界现》《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等论丈。抗战期间，吴组缃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全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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