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语言和文化有极亲密的关系。当人们使用别人的语言时，他们实际上是搁置了自己的文化，而去参与别人的文化活动。而且由于他们不是那种语言的母语者，很难进入文化的创造过程，只能亦步亦趋地效仿。在此，我们应对“保存文化”的说法有所鉴别。“保存”的真正意义在于使用，不方便时就应改造。如果“保存”不过是“鸟枪换炮”，那实际上是把被“保存”的东西(这里是文化)送进了棺材。直接使用另一种语言和文字可解决燃眉之急，但要使现代科技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份并得到发展，那就必须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从事思维，交流，整理和排列。 日文使用汉字和假名(字母表)。尽管汉字在日语中的发音很复杂，即一字多音，但在信息排列中，汉字则严格按其发音的假名顺序排列，上述按纯图形排列汉字的现象在日文中信息排列中是不存在的。汉字给排列造成一定困难，但又通过假名得到克服。日语中存在大量外来语，来自拼音文字的词汇均有平假名音译形式，可不用汉字，排列更加直观。因此，日本可以通过字母表将西方文化溶入自身的文化体系。 三。汉字的另一面 中国文明是诸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但这一文明又与近代西方文明有很大不同。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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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化有极亲密的关系。当人们使用别人的语言时，他们实际上是搁置了自己的文化，而去参与别人的文化活动。而且由于他们不是那种语言的母语者，很难进入文化的创造过程，只能亦步亦趋地效仿。在此，我们应对“保存文化”的说法有所鉴别。“保存”的真正意义在于使用，不方便时就应改造。如果“保存”不过是“鸟枪换炮”，那实际上是把被“保存”的东西(这里是文化)送进了棺材。直接使用另一种语言和文字可解决燃眉之急，但要使现代科技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份并得到发展，那就必须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从事思维，交流，整理和排列。 

日文使用汉字和假名(字母表)。尽管汉字在日语中的发音很复杂，即一字多音，但在信息排列中，汉字则严格按其发音的假名顺序排列，上述按纯图形排列汉字的现象在日文中信息排列中是不存在的。汉字给排列造成一定困难，但又通过假名得到克服。日语中存在大量外来语，来自拼音文字的词汇均有平假名音译形式，可不用汉字，排列更加直观。因此，日本可以通过字母表将西方文化溶入自身的文化体系。 

三。汉字的另一面 

中国文明是诸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但这一文明又与近代西方文明有很大不同。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一直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而西方文明一旦起步则迅猛发展。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说，西方社会的进步是相对的直线，而中国社会仿佛总在绕圈子，本质上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就使人有机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其它古代文明不绕圈子，不重复，不延续下来呢？ 

无疑，各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在此起了一定作用。但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文明的延续与汉字有关，因为它使各方言群体有文化上的认同感。汉字把广袤土地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们还须注意到，与字母相比，学习汉字需通过大量的重复才可掌握。从童年就接受汉字教育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在课堂上和课堂外，我们一遍遍地写着汉字，不但要写得正确，还要写得熟练，美观。有些字的结构很复杂，但无论简单或复杂，每个汉字的笔划都有一定的顺序。书写者不得违背这个顺序。汉字不是线性的，而是平面的(Two-dimensional)，书写人必须研究如何调整每个字中各笔划的长短，粗细和走向，及其相互关系，才能达到整体上的和谐。即使在掌握了汉字之后，这一过程仍然存在。因此，汉字有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 

历史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特别注重、而且善于协调关系。连皇帝本人的权力也在常制衡之列(Garraty & Gay)。人们总在不断地调整家庭各成员，社区各家庭，各氏族，乃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取得社会的相对稳定。统制者内部的各派系也处于不断调整中，包括宫内与宫外，武将与文臣，嫡系与旁系，京官与外放等等。中国人自己感觉不到，以为其它古代文明中的人们也和我们一样善于忍耐反复并注重协调与制衡，其实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特产。它是与学习使用汉字密切相关的。 

西方思想方式的分析性强于东方。中国人作学问强调“博闻强记”，“过目成诵”。这显然与学习汉字需要大量记忆，及上节提到的汉字信息不易排列有关。但当中国人进入某种字母文化(如移居海外)后，他们就可以既克服本文第二，三节所讨论的汉字的不足，同时发挥善于记忆，观察周密的长处。很多学生到国外后能顺利转入与国内所学专业完全无关的学科，另一些人则能以第一代移民的身分在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是与他们中国文化的背景，更具体地说是汉字心理，密切相关的。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人的第一文化实际上已经是字母文化，汉字仅是第二文化。他们的成功当然显示了汉字的长处，但同时也暴露了它的缺陷。 

四。讨论 

本文所要论证的是，在思想及科学的进程中，文字不是仅处于被动地位，而是主动地促进或阻碍前者的发展。使用什么样的文字，即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而对语言的认识又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汉字不便于信息排列。这两个特点对科学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但另一方面，汉字又帮助了中国文明的延续。中国古代科学已达到很复杂的境界，却没有进入抽象的现代科学阶段(Needham)。这是与汉字系统很复杂，但又没有体现语言中的抽象关系相呼应的。 

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的两个要素，音和义之间，存在着抽象关系。所有的语言都是如此。汉语也不例外。而且，所有文字的发展都是从具体逐步走向抽象，始于象形，经过表意，再发展为表音。中国文字也不应该例外。我们不妨把汉字心理学及中文拼音化这些课题视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因为白话文所涉及的正是语言，文字和思想三者的关系。胡适，陈独秀明确指出:文言文束缚思想。正确地用文字(即白话文)表达语言，可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可见，白话文所倡导的是一个认知革命(CognitiveRevolution)。拼音文字更深地涉及到了这三者的关系：正确地用文字表示语言中的抽象关系，可以促进抽象思维方式的发展。在此，回顾发生在美国汉学家范德克(John De Francis)与白话文的旗手胡适先生之间的一轮辩论是有益的。胡适认为，中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范德克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只有从汉字到某种拼音文字的过渡才能与“文艺复兴”媲美。范氏可能是对的，我们的认知革命还没有最后完成。 

从各国的经验看，语言规划的前导是政治势力。“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出现过多种政治实体(蛰居海外的也算)。中国共产党在曾这方面身体力行地付出过长期而认真的努力。它曾明确地提出，中华民族不但要发展新政治和新经济，而要发展新文化。语言规划，包括汉语拼音，就是其新文化纲领的一个部份。 

一九四九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成了孤旋海外的政治经济实体。便利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特点为其创造了迅速溶入国际社会的可能性。对外沟通的需要使英语成为贸易、科技等方面的重要语言。这实质上是用一种外国语及其拼音文字克服汉字的不足。香港也属于这种情况。而中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并使中文尽量为科技，教育事业提供方便，自然应把促进中文现代化作为重点。这个总方针是符合国情的。 

中国目前仍然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要使他们直接用外语从事各种活动，在教育面需投入大量的人力(教师)和物力资源。中国完全没有这种能力。而且语言连着文化，港台及中国沿海城市接触海外文化方便，对学习外语有利，而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却没有这种条件。港台的文字政策(无论正式宣布与否，模式是存在的)不适于中国。中国海外学人在各种场合多次讨论拼音文字，是着眼于中国的客观实际，探索适合国情的文字政策和有关技术问题，海外学人刊物应为这类讨论提供便利。 

当然，拼音文字尚未在中国出现，这也并不是某个政党的责任。另一位美国汉学家(W·Boltz)的研究表明，某种新文字的出现不是渐进，而是突变。比如说，在长期摸索之后，我们祖先中的某男士或女士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人们用于代表“羊”那个图形，也可以代表口腔里发出一个声音。只有在此之后，文字才进入了逐步完善的过程。任何个人或政党都无法左右这种突然意识的发生。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曾努力求索。不过，中共近年已完全停止了这方面的努力。 

最后，我愿冒险作一个预测:未来能够得到广大中国人民拥护的政党，除政治，经济纲领之外，还须有一个进步而鲜明的文化纲领。而发展适合于汉语的拼音文字，应是这一文化纲领的重要组成部份。 

作者姓名:张居里（Email:julizhang@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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