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8岁以下的儿童来说，对大人撒谎比对同伴撒谎更恶劣（因为这一禁止来自成人），并且一个谎言的严重性是用客观的具体的欺骗程度来衡量的，而不是用撒谎的动机来衡量的。一个儿童夸张地说自己看见了一只和小牛一样大的狗，比起撒谎说在学习上得了好分数，前者是一个“更大的谎话”，因为后者可能是真实的（确切地说，“家长会相信它！”）。诚实的准则是在理解之前就作为一种责任加以接受，就是说，在经历真实的和相互的社会经验之前，便形成了一种“道德的具体化”（回忆法律上的教条主义的原始形式的“客观责任”），但是，由于社会的生活和相互的经验，儿童一旦重新思考了诚实的准则，就变得能够敏锐地评价他的问题。 互相尊重和建立在儿童们之间的自发的社会组织上的方法的教育意义，恰恰在于允许儿童在活动中制定出一种纪律，其必要性是在活动本身中发现的，而不是在不能够理解之前就现成地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活动法在德育中起到了就像在智育中同样的不能替代的作用，它引导儿童自己建构从内部改变自己的工具，即是真实的，而不再仅是表面的。 最好的论证，并不只是简单的推理或理论心理学的问题，而是不断丰富的自治教育的教育实验。

关于德育,标签：综合语文教学资料大全,http://www.51jxk.com
8岁以下的儿童来说，对大人撒谎比对同伴撒谎更恶劣（因为这一禁止来自成人），并且一个谎言的严重性是用客观的具体的欺骗程度来衡量的，而不是用撒谎的动机来衡量的。一个儿童夸张地说自己看见了一只和小牛一样大的狗，比起撒谎说在学习上得了好分数，前者是一个“更大的谎话”，因为后者可能是真实的（确切地说，“家长会相信它！”）。诚实的准则是在理解之前就作为一种责任加以接受，就是说，在经历真实的和相互的社会经验之前，便形成了一种“道德的具体化”（回忆法律上的教条主义的原始形式的“客观责任”），但是，由于社会的生活和相互的经验，儿童一旦重新思考了诚实的准则，就变得能够敏锐地评价他的问题。

    互相尊重和建立在儿童们之间的自发的社会组织上的方法的教育意义，恰恰在于允许儿童在活动中制定出一种纪律，其必要性是在活动本身中发现的，而不是在不能够理解之前就现成地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活动法在德育中起到了就像在智育中同样的不能替代的作用，它引导儿童自己建构从内部改变自己的工具，即是真实的，而不再仅是表面的。

    最好的论证，并不只是简单的推理或理论心理学的问题，而是不断丰富的自治教育的教育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进行了足够数量的实验，以便作出有价值的评价。但是应该承认，那时候的大多数实验受到的是著名教育家的思想而不是生活需要的激发，在公众看来，这只是一种理论或至少是一种例外，是和特别优越的学校环境相联系的例外（例如，私立学校的寄宿生没有经济困难或明确的必修课程）。

    在1930年和1935年期间，我们参观了一所没有这些特点的学校，它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东欧国家为少年罪犯所建立的一所学校，领导这所学校的那位令人佩服的人。非常大胆地信任他所管理的儿童和青少年，把学校纪律交给他们去管，并把最严格的责任交给最难管的分子。这个实验给人特别深的印象有两个方面：通过年青人自己的社会群体对新来者进行再教育；建立完全由学生社团管理的内部制裁（法庭）的组织。就第一点来说，很容易想象出新来者对于这一自主的制度具有什么印象。学校的规章制度是由同伴们的群体制定的，而不是由成人们制定的。一个被发现犯了错误的儿童或青少年，接着便由未成年的刑事法庭按特别严格的条例和一系列的制裁进行惩罚，他发现面对的是一群走在弃旧图新、重新做人道路上的年青人（在通过了同类惩罚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并立刻欢迎他，分配给他一个工作、职责和责任的岗位。这并不是说，使他只和同等的人发生关系而不与看管人员发生关系，个体就能立刻转变，而且他的错误就不会再犯了。但是，正是在这里，出现了领导这一机构的卓越的教育家的最绝妙的发现：一旦参加到集体之中，这些学生中的每一个人的错误，便由一个完全由同伴组成并由他们任命的法庭来进行审判。这一令人惊讶的法庭的审议和判决记录在一本我能够看到的日志之中（在我们的一个助手的帮助之下）。对一个心理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份文件更为吸引人的了，但是后来，无疑地，它在一次华沙战役中被毁坏了。这些自己过去也是少年犯的法官们的人道主义、理解以及细致评价具有一些感人和令人鼓舞的东西。

    我们应该指出，道德教育最微妙的方面之一正是和惩罚问题有关系的。在道德教育中。作为个性形成因素的自主或互助方法和权威方法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惩罚形式损坏了执行者的尊严，在儿童尚未习惯于将惩罚的使用和实际行为与有充分道理的道德准则会在一起之前，他会感到原则本身完全不公平。相反，通过相互关系而不是权威，开创一种建立信心而不是惩罚的方式，这比完全的强制或全部的外部纪律，交有利于道德个性的发展。

    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知道的这一条特殊经验，后来在大范围内重新实验了，被试是被遗弃的儿童、战争牺牲品的孤儿以及生活在那种可怕的环境中的儿童。对他们来说，好恶之间的区分似乎全部消失了。这一实验在各种各样的教育倾向的环境中重新再做了。不论苏联的教育家还是意大利的牧师，无论“支持者”是属于这一派还是另一派，等等，每种情况下所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儿童社会的社会学规律和个性发展的心理学规律是比较一致的（这和在不同的成人环境中使儿童的发展发生分化的各种关系完全相反）。

    总之，无论这是一种理智和智力功能的教育问题，还是一种道德觉悟的教育问题，如果“教育权”含有以“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以及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为目的，那么，懂得使用任何通常的方法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理想，就是很重要的了。不管是必须以这种发展为前提的个人的自主性，还是引起对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的相互关系，都不能够在一种权威的和智力及道德限制的环境中得到发展；相反，二者为了自身的形成，都迫切地需要实际经验和研究自由，除此之外，一切人类价值的获得仅属于幻想。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