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工艺学模式的保守性以及技术导向引起了许多社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工艺学模式强调技术、效率,忽视社会结构、师生互动对课程的影响,忽视课程在人类复杂的行为中所扮演的伦理角色,以及在分配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克利巴德(H.M.kliebard)就认为传统的课程研究取“工厂指称”(factory metaphor)或“输入一产出模式”(in-put-Output model),因此不能确切地叙述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之中教育的复杂性。阳见,工艺学模式弊端甚多。我国当前课程研究的重要课题是确立新的课程理论框架和建立适当的研究方法论。课程社会学研究大有作为,它能够把学者们从唯工艺学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关注课程本身的性质和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社会学研究之于课程,不仅为课程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为课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学方法,从而丰富了课程理论的研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课程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研究方法论。我们坚信,一旦课程研究超越了“工艺学模式”,自觉地视社会学为其又一理论基础,哲学、。动理学、社会学相互协调、相互融合,课程研究必将展现前所未有的巨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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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学模式的保守性以及技术导向引起了许多社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工艺学模式强调技术、效率,忽视社会结构、师生互动对课程的影响,忽视课程在人类复杂的行为中所扮演的伦理角色,以及在分配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克利巴德(H.M.kliebard)就认为传统的课程研究取“工厂指称”(factory metaphor)或“输入一产出模式”(in-put-Output model),因此不能确切地叙述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之中教育的复杂性。阳见,工艺学模式弊端甚多。我国当前课程研究的重要课题是确立新的课程理论框架和建立适当的研究方法论。课程社会学研究大有作为,它能够把学者们从唯工艺学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关注课程本身的性质和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社会学研究之于课程,不仅为课程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为课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学方法,从而丰富了课程理论的研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课程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研究方法论。我们坚信,一旦课程研究超越了“工艺学模式”,自觉地视社会学为其又一理论基础,哲学、。动理学、社会学相互协调、相互融合,课程研究必将展现前所未有的巨大生命力。
其次,课程社会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为课程改革提供适当的方法论基础和宽广的社会学视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课程改革运动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于缺乏社会学的思考而导致失败。如布鲁纳(J.S.Bruner)倡导的课程改革运动,许多学者批评该运动只重视技术层面,结果使学校教材显出支离破碎的、不均衡的、短暂的、无常的甚至是松散的性质。其改革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基础,以致不能改变既存的形式而失去了改革的基础,自然遭到失败的命运。可见,缺乏社会学视野,课程改革便会“短视”,成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时药方,很难有整体观点观照课程改革。
我国当前课程改革正朝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迈进。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学基础的坚实与否。当今的课程改革遇到并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棘手问题,仅靠“工艺学模式”是远不能解决的。这要求我们具备社会学视野,把课程改革看成开放性系统,对课程知识本身进行全面改革,重视社会结构(宏观因素)和师生互动(微观因素)对课程的影响,并分析其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相互作用而影响课程的机制,从而为课程改革奠定坚实的社会学基础。另外,对课程在课堂师生互动中的运作机制的揭示也将为课程改革提供微观的、切实的立足点。因此,课程改革的浪潮呼唤课程社会学研究;这~研究必将使教育专家在修订、编制课程时具有更广、更深的社会学洞见,具有整体观念,从而使课程改革真正走向社会现实而不只是在理论、思辨的宫殿中徘徊;这一研究必将对我国的课程改革和课程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摘自 吴永军著《课程社会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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