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在《阿Q正传》的“革命”一章中，鲁迅先生对阿Q的思想有过这样的描写：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知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在这里，鲁迅先生采用的是欲说还休的方法，“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可以说十分准确而传神地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对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浸染式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在人们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进入头脑的，并且接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人，会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样的思维习惯，久久地堕其术中而不知。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愚民政策屡屡奏功，几乎成为统治者无往而不胜的有效武器，不能不说这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其实，这样的愚民政策并不十分高明，只要民众具有对因袭的东西和习惯的思维敢于存疑的意识，就有可能产生对统治阶级思想的分析、分辨能力

亲切和隔膜——浅析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评论,标签：综合语文教学资料大全,http://www.51jxk.com

在《阿Q正传》的“革命”一章中，鲁迅先生对阿Q的思想有过这样的描写：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知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在这里，鲁迅先生采用的是欲说还休的方法，“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可以说十分准确而传神地说明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对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浸染式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在人们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进入头脑的，并且接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人，会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样的思维习惯，久久地堕其术中而不知。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愚民政策屡屡奏功，几乎成为统治者无往而不胜的有效武器，不能不说这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其实，这样的愚民政策并不十分高明，只要民众具有对因袭的东西和习惯的思维敢于存疑的意识，就有可能产生对统治阶级思想的分析、分辨能力。而我们这个民族所常常缺乏的，却正是这份存疑的勇气以及分析和分辨的素质。这就涉及到了产生阿Q的历史深层原因。不用说，当时周作人对此的思考是极其精辟的，他真正抓住了小说主题的关键。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对阿Q的认识，就可以从个人生命悲剧的同情上升到对社会形态悲剧的觉悟了。周作人对作品的这一份理解上的亲切，是我们不容易获得的。

当然，周作人的文章里更多也更突出的还是隔膜。他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去引述福勒忒的理论，但是最终的归结还是把小说定位在讽刺小说的范畴之内，把他们和《镜花缘》和《儒林外史》中的一些内容联系在一起，略别于《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热骂而称为“冷嘲”。并且认为作品的“主旨是憎”，“精神是负的”。可见他对鲁迅先生的内心世界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隔膜。

鲁迅先生是怎么解释自己写作《阿Q正传》的动机的呢？这可以从《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略窥一二。他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他是想努力“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魂灵”，我们也常常把它叫做“国民性”，在阿Q的形象中，应该是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的，特别是直到现在还经常被人们作为“专门术语”一般运用的“阿Q气”或者叫“精神胜利法”，对于国民性的刻画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但是，鲁迅先生显然并不是以“憎”作为自己的情绪支撑点的。对他所采取的主观态度，最准确的说明，还应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以往的理解，一般都是把“其”字解释为民众，这当然是合理的，而我以为，更为合理的解释，“其”字还应该是指民族。）这样看来，鲁迅先生的那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憎概念，具有十分清醒的现实透视的特征，同时也更具有沉郁的色彩。

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和鲁迅的思想距离就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时的周作人大概还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勾画的“新村生活”蓝图之中，他的“新村”建设理想，所步武的是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后尘，固然也有反抗封建主义的进步色彩，因此在当时确实曾经风靡了不少进步的青年，就连一代天骄毛泽东，当年也曾经为此专程拜访周作人，向他请教有关新村建设的见解，并且把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发表在《湘江评论》上。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新村理论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乌托邦”式的框架之内。因此，虽然他也屡屡地以自己的思想中表现了“爱”的主题而沾沾自喜，俨然以新生活的建设者自居，把鲁迅先生的作品在自己的特制天平上衡量了一番，并且据以批评，其实，他的这种所谓的“爱”和“建设”是相当肤浅的，经不起任何现实生活的排击。对此，钱理群先生曾经作出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里，“轰鸣着不协调的两种音响。”一方面是对“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制度”、“古代礼法”的抗争，一方面却是甜蜜蜜的“爱”的说教。在周作人的笔下，穷人和富人，被吃者和吃人者的对立已经消失，只剩下“成为完全的人”的共同利益。他还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所提倡的“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地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见钱理群《试析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一个是沉醉在自己的乌托邦中描画着“未来的天堂”；一个是感受着自己的周围实际黑暗，试图寻找和刻画出地狱的轴心。虽然都是代表着新文化的方向，但是，两者的隔膜，就必然是相当严重的了。周作人可以把鲁迅作品中所受到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说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这份亲切，是他的身份和学养所致，并非旁人能够轻易做到；而他对鲁迅作品中的思想意识的隔膜，虽然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仔细想来，却也还是有着它的必然性的。至于周扬等人对《阿Q正传》的主题所作的分析，具体落实到了为辛亥革命作历史总结的角度，一向成为我们学习《阿Q正传》的经典结论，照我看来，恐怕不足以涵盖这篇小说的重点内容，不免带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也是一种隔膜。我们不能相信，鲁迅先生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就有意识的想采用文学的手段，给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作一番历史的总结。正如《药》，也不能说作者的写作目的就是总结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的历史教训，而应该是表现了当时绝大多数民众，包括革命者的母亲在内，他们的愚昧而麻木的灵魂。不用说，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是有自己的认识的，小说《阿Q正传》中也的确是涉及到了作者的这种认识的，然而，这只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不是人物刻画的目的。我们看到，即使在革命的浪潮汹涌席卷而来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的民众对于革命的认识还是如此的莫名其妙，他们的灵魂还是处在如此的麻木混沌之中，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不是太令人担忧了吗？鲁迅已经明白，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国民性”，就不可能有效的拯救我们的民族。

这样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样的沉郁苍凉的心境，这样的创巨痛深的主题，哪里是一个什么“憎”字可以了得？哪里是一种什么“冷嘲”的态度可以概括？哪里是几篇什么“讽刺小说”的联系可以加以评说？如果一定要说“冷”，那也应该是由岩浆凝结而成的“火”一般的“冷”；如果一定要说是“憎”，那也是像仇恨自己的恋人一般的“憎”。“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试问，我们可曾见过这样的憎恨者和冷嘲者？

周作人与鲁迅之间的隔膜，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当我们忽视了从文本出发的原则，批评之前，胸中已经横梗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意见，或者把自己的某些思想意识当作了衡量别人作品的标准，那么，强烈的主观色彩就可能严重地妨碍自己的冷静判断能力的发挥。许多隔膜的产生，其实常常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作者邮箱： shihushuyuan@sina.com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