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在曹聚仁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并不特别的人，他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许多有趣的生活习惯，但这些东西并不奇怪也并不与平常人有多么大的相异之处，甚至他眼中的鲁迅完全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高大和完美。在著作中他甚至这样形容他所见过的晚年鲁迅的形象——“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谁知道他的头脑，却是最冷静，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的。”这是一个有趣而大胆的描述，但如果我们要是稍微了解鲁迅先生晚年的具体情况，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刻画是真实的。鲁迅死的时候体重仅仅37公斤，而根据曹聚仁在这本著作中的一章《日常生活》中提到，鲁迅先生喜欢抽烟，往往是烟不离手，甚至一边和客人谈笑风生一边烟雾弥漫。曹聚仁说，鲁迅大约每天吸烟多达50多根。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准确却稍微有些刻薄的概括。但一经由他的手笔写出，这个鲁迅让人感到亲切甚至很可爱，觉得鲁迅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诸如他在书中写到鲁迅却一次和他的弟子孙伏园到陕西去讲学，一个月得了300元的酬金，于是鲁迅就和孙伏园商量：“我们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当鲁迅知道陕西的易俗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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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曹聚仁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并不特别的人，他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许多有趣的生活习惯，但这些东西并不奇怪也并不与平常人有多么大的相异之处，甚至他眼中的鲁迅完全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高大和完美。在著作中他甚至这样形容他所见过的晚年鲁迅的形象——“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谁知道他的头脑，却是最冷静，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的。”这是一个有趣而大胆的描述，但如果我们要是稍微了解鲁迅先生晚年的具体情况，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刻画是真实的。鲁迅死的时候体重仅仅37公斤，而根据曹聚仁在这本著作中的一章《日常生活》中提到，鲁迅先生喜欢抽烟，往往是烟不离手，甚至一边和客人谈笑风生一边烟雾弥漫。曹聚仁说，鲁迅大约每天吸烟多达50多根。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准确却稍微有些刻薄的概括。但一经由他的手笔写出，这个鲁迅让人感到亲切甚至很可爱，觉得鲁迅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诸如他在书中写到鲁迅却一次和他的弟子孙伏园到陕西去讲学，一个月得了300元的酬金，于是鲁迅就和孙伏园商量：“我们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当鲁迅知道陕西的易俗社经费很紧张，就决定将这钱捐出去。西北大学的工友照顾他们非常周到，鲁迅也决定多给他们点酬劳，但其中一位朋友不赞成这样做，鲁迅当着朋友的面什么也不说，退而对孙伏园讲：“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鲁迅在精神上的高洁，在胸怀上的宽广以及在人情上的练达。但作者没有任何的渲染和夸饰，用这样的一件小事情就写得活灵活现。对于鲁迅的评价，曹聚仁也是尽量地保持客观和平和。他借用鲁迅对于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等人评价的比喻来评价鲁迅，我认为也是颇为恰当形象和准确的：“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里作战的，他先要保护起自己来，再用猛烈的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 

　　将鲁迅放在人的位置纪念的历史必要性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曹聚仁在《北行小语》一书中对于那些纪念鲁迅的方式和文章的不满来了，因为他所读到的那些文字中的鲁迅先生与他所接触和认识的鲁迅实在隔膜得很。这是在1956年，但不幸的是在随后的岁月里，大陆对于鲁迅的阐释和纪念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朝向“神”化、偶像化发展，在文革中，鲁迅甚至成了和毛泽东一起唯一可以供人们阅读和膜拜的伟人。学者谢泳在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中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继承鲁迅精神的人和违背鲁迅精神的人都在使用鲁迅作为他的精神资源？“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呢？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鲁迅研究之谜》)。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眼里鲁迅就是一尊神，而为什么有的人眼里鲁迅却是一个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鲁迅被人们尊敬成为一尊神的时候，那么他的精神资源变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而一旦成为“真理”则又往往会成为不可怀疑的思想束缚，一旦成为思想的束缚则会成为背叛鲁迅精神的一种奇怪的产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鲁迅精神资源会往往成为违背其精神的人的利用品。鲁迅先生一生提倡“立人”，他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鲁迅思想核心中最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就是这种反抗奴役的思想。他反对人被奴役的关键是从人的精神世界出发，包括人的思想被奴役也包括被他自己的思想所奴役，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他常常反对和批判权威和偶像的原因。他在自己的遗言中对于自己身后事这样交代：“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死》)，这尽管有些不近人情，但我以为他是清楚地了解这类危险的历史倾向的。对于鲁迅的神化和对于鲁迅的扭曲其实同样是严重和可怕的事情，成为鲁迅思想的崇拜者在某种意义上则成为他的思想的奴隶，这在我们的鲁迅研究界和我们的读者中常常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在今天依然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关于研究和探讨鲁迅的问题上常常还会闹出许多令人尴尬的笑话甚至闹剧。曹聚仁在鲁迅传记中说，“我总觉得把他夸张得太厉害，反而对他是一种侮辱呢！”这是多么让人敬佩警醒而又发人深思的断语啊！ 

　　1936年鲁迅去世以后，我们对于鲁迅的纪念就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而且这样的潮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越来越极端。学者程光炜在他的研究著作《文化的转规——“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中对于鲁迅在现当代文坛地位的确立的过程有过详细的研究，其中他也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叙述建国后人们此类认识上的变化，在《鲁迅：唐·吉诃德的困惑》一章中，他论述到大量让我们触目惊心的鲁迅被“神”化的现象，诸如“与‘毛选’齐名的《鲁迅全集》”、“‘故居’和‘纪念馆’在各地的兴建”、“规模浩大的‘鲁学’”，等等。对此程光炜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正像胡适在台湾被视为‘当代圣人’一样，鲁迅在大陆的文化地位是无人望其项背的。他们的存在，恰好弥补了中国晚清以后一百多年来圣人的空缺。”这种精神世界需要偶像来填补的奴隶思想正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封建思想，但人们恰恰却将鲁迅先生塑造成了完人和圣人。1940年毛泽东对于鲁迅有一个惊人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个评价最终决定了鲁迅在中国地位的更大的跃进，使得鲁迅地位在被人们神化的道路上更迅猛地前进。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语一直被人们继承和认可，重要的是在政治领域人们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权威和偶像崇拜的运动，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并没有太多的行动，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进行拨乱反正和自我的重新定位上，远远没有注意到自身所要反思的问题，这个问题之症结，使得今天的鲁迅也日益成为思想领域“两个凡是”的神圣化身。 

　　寻找“人”的鲁迅并不是发掘人性的阴暗面 

　　1993年，上海学者王晓明写了一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这部带有强烈个人情绪印记的传记，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但人们发现，王晓明笔下的鲁迅则又成为了另一番的模样，这个鲁迅褪去了以往神圣的光环。王晓明对于生活在特殊时代里的清醒者鲁迅的精神世界有了传神而细腻的刻画，不料他的这种写法却有了另一种的隐患，在2001年他的这部著作重新出版的时候，王晓明在书的前言中不无忧虑地写道：“……他们以各不相同的词句，表示对这部书的欣赏，而理由却大致相似：你‘剥掉’了鲁迅的‘神’的外衣，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真实’，尤其是‘人’的‘软弱’、‘渺小’和‘卑劣’……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广州的高中生用了‘卑劣’这样严重的断语之后，特地在信中解释说，他这是指人的‘本质性’的‘卑劣’，而非指鲁迅个人的品质。”王晓明的鲁迅传记之所以受到青年的欢迎，是因为他笔下的鲁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的轮廓，一个具有与常人同样生活世界的鲁迅，但没有让作者想到的是他自己走得有些远了，他的笔下的鲁迅由于内心世界过于的阴郁和孤独，作为前后夹击的“横站”的战士，却使得读者感到鲁迅既不亲切也不可爱。当然这也与作者当年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重大的关系，但在再版的时候王晓明还是坚持自己的这种理念而不做修改。王晓明对于鲁迅的重新认识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研究倾向。近年来文化学术界又出现了许多反对鲁迅、拒绝鲁迅和有意寻找揣测鲁迅人性阴暗和隐私之处的研究文章，这与把鲁迅奉为神灵的行为一样，是缘木求鱼地思考鲁迅，并且走到了另一个反人性的极端。究其原因他们要么是在过分神化鲁迅的心理下以自己的一点片面的发现而自得，要么则是将鲁迅置于一个非人的审判台来苛求指责。 （朱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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