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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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写了《文字改革问题》。在文中,他就中国文字的走向问题说: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近年的发展像是有两个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简化字(也就是所谓“手头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处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张用拼音文字,不外两个理由:第一,文字口语合一;重要的怕还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层办不到,第二层似乎太理想,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简体字倒是实惠的办法,简体字在应用方面还比较方便。他推崇陈鹤琴的观点:拉丁化必须以国音做基础;中国汉字必须保存和改进。他认为对于乐意写简化字的学生不必像以前那样去责备他们。同时,“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11]
  今天,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语文观已无需再多加评说,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都已经给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积极的评价。在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再翻阅一下他的有关著述,捋一捋他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述、观点,我们被朱自清先生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的思维和卓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引导意义。

注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7页,商务印书馆,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语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综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内容之后仅注出主要参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论白话》,270页;第三集,《论国语教育》,193页;第四集,《国语和普通话》,531～532页;第八集,《语文杂谈》,204页。
[4]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完美的人格》,124页,三联书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论育读》,186页;第八集,《理想的白话文》,359、360页。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写作杂谈》,76～78页;第八集,《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3、314页。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3页;《新语言》,294、295页;《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4页;《中国散文的发展》,336页。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译名》,26～27页。
[10]《朱自清全集》第四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197页。
[11]《朱自清全集》第四集,《论别字》,358页;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2、204页;《文字改革问题》,423页。


费县胡阳中学 李庆毅

摘 要
 五四之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持续高涨,对此,朱自清先生一直给予积极的关注与支持。他的散文创作也是对白话文运动最有力的推动;同时朱自清先生还在他的许多著述中阐述了他的中国语文观。本文是对朱自清先生的著述中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论述和观点的综述。

关键词
 朱自清 语文现代化 白话文运动 国语运动 欧化 简体字 拼音化  

朱自清（1898——1984），字佩弦，江苏东海人，是文学研究会中很有声望的诗人、散文家。他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古典文学教育。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已开始写诗。1923年发表长诗《毁灭》，1924年出版了诗文集《踪迹》。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创作转向散文，同时开始了古典文学的研究。1928年出版散文集《背影》，成为著名的散文作家。1931年留学英伦、漫游欧陆。1932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时期随校流亡，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参加学生组织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思想感情更接近人民，终于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朱自清的一生经历了作家、学者、民主斗士三个阶段，走过了一个爱国的、正直的、不断追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之途。
鲁迅在评论“五四”散文时说：“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自清散文的成就也是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
  朱自清先生曾写了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综合引述鲁迅先生对中国语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对这些观点的价值性评说,但从朱自清先生不同时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对鲁迅的语文观是大体赞同的。五四运动带来了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简化字运动的持续高涨。这些运动所追求的就是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即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1]。而朱自清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一直在倡导与追随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从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就学时起,直至后来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关注着中国语文的改革运动,这并非全是出于这些运动在当时与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不仅支持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学说与理论,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影响知识分子,这无疑起了推动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的作用。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当属最成功的,而在这成功的进程中,那些平易、新鲜、通俗明了的优秀白话文作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个文学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不是学说而是作品。在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众口一辞的赞赏。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评论他的散文,而且多着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谈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和作用,朱光潜先生的一段话极有概括性,他说:“在写语体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语体文运动的历史还不算太长,作家们都还在各自摸索路径。较老的人们写语体文,大半从文言文解放过来,有如裹小的脚经过放大,没有抓住语体文的真正的气韵和节奏;略懂西文的人们处处模仿西文的文法结构,往往冗长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们大半过信自然流露,任笔直书,根本不注意到文字问题,所以文字一经推敲,便见出种种字义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摸上了真正语体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简洁精炼不让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确是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句声调也确是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就剪裁锤炼说,它的确是‘文’;就字句习惯和节奏说,它的确是‘语’。任文法家们去推敲它,不会推敲出什么毛病;可是念给一般老百姓听,他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别扭。”因此,说到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这方面的成就要和语体文运动共垂久远的”[2]。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一直相依发展。朱自清先生始终支持国语用活的方言———北京话(当时称北平话)做标准,他认为,国语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标准。他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而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个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我觉得总是有个活方言作标准的好。”朱自清先生还以他本人为例来表明他的观点,他说:虽然本人是苏北人,但也赞成将北平话作为标准语,其中一个原因,是北平话的词汇差不多都写得出来[3]。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学者对此评论说:北方方言的许多语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纸上,生动、自然、亲切,而且很有分寸。这又使人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完全用一种方言———比如北平话———写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动,才有个性,也才能在民间生根。可是方言有时就不够用,特别在学术用语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话,也觉得流利的有点俗。朱先生在这方面的主张,是以北平话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话。那也就包含一个结论,便是:我们文章的语言,必须是出于一种方言,这是语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种方言术语,加以扩大,成为自创的语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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