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三）和谐性。〈〈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内部诸因素基本上处在古典式的和谐之中，回避了性格的复杂性，在冲突与和谐的矛盾对立中，力求和谐。体现着古代审美意识所要求的中和精神。这种和谐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回避了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普遍存在，人物性格也不例外。现象比较外露、丰富、多变；本职则内在、纯净、稳定。现象总是要经过曲折，甚至是多层次的曲折，才能表现本质。在《三国演义》的类型化人物中，现象比较直接的表现本质，两者很少有矛盾。以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12]的两面派形象为例，诈中风诬陷叔叔，梦中杀近侍，借王垕头等情节，其奸伪的本质直接以现象方式呈现 。另外，如周瑜性格特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气量狭小，忌才妒能，容易冲动和遇事不冷静，不够谨慎。在小说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中，写孙权决定抗操，并命周瑜组织迎敌作战。周瑜这时以为孙权抗曹决心已定，但诸葛亮却对周瑜说，孙权虽已决定抗曹，但仍有顾虑，应当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周瑜听后，立即去见孙权。果然，孙权的心理与诸葛亮分析的一样。小说中写道“周瑜谢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得吴侯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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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和谐性。〈〈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内部诸因素基本上处在古典式的和谐之中，回避了性格的复杂性，在冲突与和谐的矛盾对立中，力求和谐。体现着古代审美意识所要求的中和精神。这种和谐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1） 回避了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普遍存在，人物性格也不例外。现象比较外露、丰富、多变；本职则内在、纯净、稳定。现象总是要经过曲折，甚至是多层次的曲折，才能表现本质。在《三国演义》的类型化人物中，现象比较直接的表现本质，两者很少有矛盾。以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12]的两面派形象为例，诈中风诬陷叔叔，梦中杀近侍，借王垕头等情节，其奸伪的本质直接以现象方式呈现 。另外，如周瑜性格特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气量狭小，忌才妒能，容易冲动和遇事不冷静，不够谨慎。在小说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中，写孙权决定抗操，并命周瑜组织迎敌作战。周瑜这时以为孙权抗曹决心已定，但诸葛亮却对周瑜说，孙权虽已决定抗曹，但仍有顾虑，应当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周瑜听后，立即去见孙权。果然，孙权的心理与诸葛亮分析的一样。小说中写道“周瑜谢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得吴侯之心，其计划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13]只是由鲁肃的劝阻，才没有杀成。同样在本回中，当诸葛亮见到周瑜时，周瑜故意对诸葛亮说准备降曹，诸葛亮就在谈话中故意歪引曹植《铜雀台赋》中“挟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二句来激怒周瑜。说这是曹操想把江东的大乔和小乔抢去据为己有。因孙策和周瑜的妻子正是大乔和小乔，合称“二乔”，所以周瑜听了以后，便勃然大怒，离座指北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并对诸葛亮说“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14]周瑜本心并不是想降曹，他故意说降曹是想以此要挟诸葛亮，想让诸葛亮来求他助刘备破曹。没想到被诸葛亮一激便沉不住气了，轻而易举的中了诸葛亮的计，自己反到去求诸葛亮来帮助破曹。其容易感情冲动的特点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此后这个特点表现的越加明显。他派诸葛亮到聚铁山去烧曹操的粮草，实际上是想借曹操之手杀诸葛亮。诸明知周的用心，但却顺从地接受了任务，并且装做真要去烧粮的样子。同时却嘲笑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止一能也。”[15]意即周瑜只能水战，不会陆战。周瑜听到这话后便大怒：“何欺我不能陆战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万马军，往聚铁山断操粮道。”[16]为了反击诸葛亮的一句嘲笑，竟置统帅责任于不顾，要亲自去赌胜负，其感情冲动，义气用事竟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直接以现象来体现周瑜气量狭小。
（2）  回避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封建礼教要求人们以理智克服情感，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如果按照性格化的人物塑造，可以对比写出性格矛盾冲突深刻，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但类型化典型则为了表现其单一的性格特征而回避了二者的矛盾。他或者排除不符合理性规范的感情。如貂禅在以自己的青春为代价的连环计中的表现，本应感情激荡，但小说中却显得平静如水，始终看不到有发自内心的真正感情；或者用理性观念对感情流露作出明晰鉴定，甚至随时加以说明。如“孔明挥泪斩马谡”一节中，诸葛亮先后三次流泪，每次都被作者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说明。第一次是从酬答兄弟之情的角度，第二次是出于维护军法的苦心，第三次则是后悔没有听刘备临终遗言，他的情感也完全是受理智驱使和控制的。
除了成功的运用类型化人物塑造之外，还运用其他方法。如：（1）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各具特色的言行，表现其不同的性格。如“空城计”这一节，就将诸葛亮与司马懿置于面对面的尖锐冲突中，凸现了二者的不同性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采用典型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如刘禅投降后“乐不思蜀”的细节描写，就把这个亡国之君的毫无血性写的入目三分。（3）运用夸张，对比，衬托和侧面描写等手法塑造人物。如“温酒斩华雄”，“三顾茅庐”，“张飞威镇长板坡”等情节都是成功的范例。周瑜的出场到退场可以说全是为对比、映衬诸葛亮而设计的，令人印象最深。
二 人物形象塑造的不足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存在定型化特征，没有在动态的发展中去逐步体现人物形另外对个别人物形象的塑造太过于主观化，而显得牵强，甚至有些苍白。
(一) 遵循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人物一出场便也定型，如写刘备出场一段：“
时榜文到涿县张挂去，涿县楼桑村引出一个英雄。那人平生不甚好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才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表字玄德。”[17]又如曹操的出场，刚开始便叙其从小奸诈，且有许劭曰: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的一生，基本就是这两句话的诠释。小说第七回公孙瓒被文丑追赶，即将丧命其枪下之时，“忽见草坡 左侧转出一个少年将军，飞马挺枪，直取文丑”—“古来冲整阵。扶危主，只有长山赵子龙”。这是赵云首次出场的 行为特征，却伏下后文在当阳于百万军中单骑救主事。如吕布刚出场时，李肃就对董卓说此人勇而无谋，见利忘义。其后的情节发展也正如其所言。这种全知讲述表现人物的手段，使读者与作品的距离较远，始终处于旁观者的地位，很少有自己想象和思考的余地。
（二）对个别人物形象的塑造太过于主观化。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如作者为了着力塑造刘备的“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了其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位历经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如为表现其“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时，时有“诈伪”之笔出现。如第四十一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情合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之”，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第四十二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18]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语“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尽管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但此举确有诈伪之嫌。例如对诸葛亮的描写，如鲁迅云“失状诸葛多智而近妖”。诸葛亮的出场可以说在千呼万唤中才逐步走来，一出场便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刘蜀集团的成败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诸葛亮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为突出诸无所不能的形象，前后拉了曹操，周瑜，司马懿来做映衬，几乎已近神了。然则像这样的人却不顾民生疾苦，九伐中原，六出祁山，均是无功而返，最终活活累死五丈原。前后落差何其大也。纵观其一生主要战例，几乎全与火有关，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火烧藤甲兵，火烧上方谷等等。给人一种放火专家之感。作者将刘蜀集团放在封建正统的立场来写，将诸多好处都写与刘备诸葛亮等人身上，欲益反损。象刘备反没有曹操等人的形象丰满，总显的有些做作。
总体来说成就是主要的，尽管有些个别形象不够丰满，在表现人物过程中没有充分的应用性格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但也无法改变《三国演义》作为中国长篇小说开山之祖的地位。前人的准备使长篇小说的出现提前到封建社会中期，可是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活中不可能出现贾宝玉那样具有新兴思想萌芽的人物，当然也就缺少性格化典型的社会基础，哲学基础，美学基础和艺术经验。而另一方面，为类型化提供的条件却全面而充分。所以《三国演义》虽然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却一下子达到了类型化的高峰，创造一系列千古不朽的典型。二百年后的明代中叶，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进步文化思想，在小说中出现了性格化人物端倪。《金瓶梅》的主要人物形象表现出从类型化向性格化转变的轨迹。清初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文化思潮一度遭受重创，封建专制和思想禁锢加强，艺术典型形态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三国演义》成书到十八世纪中叶，经过四百多年的历程，才基本实现了从类型化向性格化的转变。《儒林外史》，《红楼梦》则是实现这种转变的代表作品。而从性格化向心理化小说的转变，则是现代文学以至当代文学的艺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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