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显然，孔乙己是具有这种勇猛的。这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作者在创作之前，便“深感既然是呐喊，便须听将令，而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的反常行为，也未尝不能理解为作者的积极主张的曲笔，给其染上文人“狂”性与勇猛精神。凭借此，孔乙己“总仍旧是偷”当地封建大户人家的东西，并“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丁举人在民众眼里，无疑是洪水猛兽——“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惟独孔乙己不怕。况且孔乙己每次偷的都是书，并非钱财、日常用品。如果孔乙己偷书是为了生计，偷了卖，卖了又买东西。他岂不为此费尽周折？这哪里比得上头偷钱或日常用品那样来得方便呢？为了生计去偷书，孔乙己无疑是思想有毛病，真的癫狂了。所以孔乙己的偷窃行为不是为生活着计的，他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抗争方式向封建势力挑战。但小伙计和酒客们浅薄的目光怎能看透这深层的东西呢？他们只是肤浅的将外表与精神的实质混为一谈，认为孔乙己为了偷而偷。其实不然，这只是作者的曲笔。这也是他们理解孔乙己一面有偷窃的行为，一面却又有“从不拖欠”酒钱的好品行的怪诞性格的原因所在。不仅如此，作者还让孔乙己负载着文人反抗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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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孔乙己是具有这种勇猛的。这或许是作者有意为之。作者在创作之前，便“深感既然是呐喊，便须听将令，而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的反常行为，也未尝不能理解为作者的积极主张的曲笔，给其染上文人“狂”性与勇猛精神。凭借此，孔乙己“总仍旧是偷”当地封建大户人家的东西，并“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丁举人在民众眼里，无疑是洪水猛兽——“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惟独孔乙己不怕。况且孔乙己每次偷的都是书，并非钱财、日常用品。如果孔乙己偷书是为了生计，偷了卖，卖了又买东西。他岂不为此费尽周折？这哪里比得上头偷钱或日常用品那样来得方便呢？为了生计去偷书，孔乙己无疑是思想有毛病，真的癫狂了。所以孔乙己的偷窃行为不是为生活着计的，他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抗争方式向封建势力挑战。但小伙计和酒客们浅薄的目光怎能看透这深层的东西呢？他们只是肤浅的将外表与精神的实质混为一谈，认为孔乙己为了偷而偷。其实不然，这只是作者的曲笔。这也是他们理解孔乙己一面有偷窃的行为，一面却又有“从不拖欠”酒钱的好品行的怪诞性格的原因所在。
不仅如此，作者还让孔乙己负载着文人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体现在其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孔乙己“写得一手好字”，本可以“给别人抄书换一碗饭吃”。但他给别人抄书，“过不了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在小伙计和别的民众世俗的眼光看来，这是孔乙己“好吃懒做”的坏脾气的表现，不正经安心谋事过日子。不像“我”，虽然工作“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却依然“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见闻有限、对外界社会茫然不知的乡下人，尤其是对人生懵懵懂懂的小伙计“我”，是根本不能领悟到读书人孔乙己的精神境界的。乡下人全然认识不到孔乙己在抄与不抄之间反反复复（“如是几次”），是其在生存与自尊两难齐全的矛盾痛苦中，艰难的选择；全然认识不到孔乙己既想超脱现实却又不能的极端矛盾、迷茫的痛苦心境。他们永远理解不到孔乙己最终选择穷困潦倒，寅吃卯粮的自主生活，是文人本真人性自我维系的需要。一种文人所特有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狂傲，“君子故穷”的放达。若非文人的“狂”，孔乙己是没有勇气摆脱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的，毕竟他知道自己除此以外，别无营生之道，尤其是在几度遭遇困窘生活之后。而这种精神是在中国社会最为匮乏的，这种精神的匮乏也是造成传统文化惰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孔乙己在封建势力面前是峻急的，勇猛的，在民众面前却是随便的，懦弱的。他关爱别人，教我识字与做人；他善良，只有他给孩子茴香豆吃；他温和敦厚，在孩子们“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时，竟生出了“慌张”；他遇事涵忍，对别人的取笑，只据理力争，从不拔刀相向。这是文人的一种渊雅精神，博爱天下，怨而无悔，一归于怒。
对于孔乙己所蒙受的巨大冤屈和灾难，小说文本中没有表现出丝毫应有的冷峻而严肃的批判之辞。没有批判民众的冷漠无情，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参与“吃人”，这完全是因为作者叙事角度转换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小伙计本人的“有限视角”及其人生观、世界观的局限性决定小说不能用再现的写实的手法；将作者的情感如实地描绘出来，而只能把批判的锋芒藏在作品的背后，“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否则，小说将有“失真”的负效应。
《教案》之所以没有看透这些深层次的潜在寓意，大概是因为没有理解到悲剧艺术品的表现方式。阎增武在其《美学原理导论》中谈到：“悲剧向人们展示了苦难和死亡不是一般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价值的。悲剧主人公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代表着社会发展中合理的、正义的、必然要实现的东西，归根结底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意愿，正是这些东西的毁灭，才具有社会意义和价值，引起人们巨大的同情。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遭到毁灭的不是这种有社会价值的东西，代表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东西，那就不可能有美感效果”，“普通人物的悲剧是指普通的、善良的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遭受不幸以至毁灭而形成的悲剧。”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也大都属于这一类：祥林嫂、子君、涓生、孔乙己、润土。。。。。。
三、 作者对该小说的评价
作者自己对于该小说，是颇为自得、满意的。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中说：“我问过鲁迅先生，其中（暗指《呐喊》）那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其人的冷淡，不慌不忙的描写出来，讽刺又不的显露，有大家作风。”不难看出，作者所强调的是“社会”所犯下的罪恶，对“苦人”则是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着重所要批判的“社会”，而非“苦人”。
这么多年来，国人关于鲁迅先生及其著作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可是关于先生生前最喜欢的自创小说《孔乙己》的，却大都语焉不详。甚至出现如《教案》那样，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对“苦人”孔乙己形象的歪曲分析与批判上，而非“社会”，尤其是社会中的其他“民众”的分析与批判。并且完全没有跳出作者对小说的艺术处理——叙述角度的转换——的局限。而是顺沿小伙计这个特殊的叙述人的视角，来分析与评价孔乙己及其所处的“社会”，这是有背于作者的创作本意的。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还小说《孔乙己》以文学面目，少一点“泛政治化”色彩呢？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相信先生也希望我们抱一点超脱“局外”的明智和尊重事实的诚实（即或那样分析对教学设计很不方便）。而这，这是我们教育的真义与育人的根本。


参考书目：
《鲁迅全集》                  人民大学出版社
《鲁迅研究资料》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10月 第1版）
《关于鲁迅先生》  曾秋士   晨报副刊（1924。1。12）
《鲁迅先生二三事》 孙伏园  重庆作家书屋
《鲁迅研究》 林志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学原理导论》  阎曾武  黄河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初中语文第六册教案》 人民教育出版社 。延边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秦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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