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又如《论‘他妈的’》一文中，针对中国人不文明的“口头禅”“他妈的”加以讽谕。说它的普遍性“不亚于‘你好呀’”，可以算是“国骂”；说它那“精博”的用法，除指“血统”以外，“或表惊异，或表感服”，甚至“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鲁迅指出“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是算一落千丈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三、鲁迅后期的杂文也是他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它记录鲁迅随着时代步伐而不断进步的思想历程，即由一位民主主义战士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后期，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因此在文学上系统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与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托派等的论战中，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人性论”、“永恒的主题”的虚伪性和所谓“民族中心”的反动性。（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因意见不统一曾被认为有机可乘，寄来几本刊物和署名“陈仲山”的信，冯以笔录形式发表了鲁迅《答托洛斯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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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论‘他妈的’》一文中，针对中国人不文明的“口头禅”“他妈的”加以讽谕。说它的普遍性“不亚于‘你好呀’”，可以算是“国骂”；说它那“精博”的用法，除指“血统”以外，“或表惊异，或表感服”，甚至“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鲁迅指出“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是算一落千丈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三、 鲁迅后期的杂文也是他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它记录鲁迅随着时代步伐而不断进步的思想历程，即由一位民主主义战士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后期，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因此在文学上系统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与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托派等的论战中，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人性论”、“永恒的主题”的虚伪性和所谓“民族中心”的反动性。（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因意见不统一曾被认为有机可乘，寄来几本刊物和署名“陈仲山”的信，冯以笔录形式发表了鲁迅《答托洛斯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认为非常正确的”。因而在《答托洛斯派的信》中，他热情洋溢地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自下而上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托派来信，没提及毛泽东的名字，但他攻击的却是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鲁迅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就站出来捍卫这条路线，三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把问题彻底揭开，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对照和批判托派的极“左”路线。
对于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鲁迅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这是台湾的鲁迅研究者大致相同的看法。但杂文则不同，如苏雪林十分反感那些战斗性的杂文，认为这些战斗性的文章“出于病态心理”；“鲁迅自《华盖集》以后，便掉转攻击中国腐败的文明的。笔锋，施之于个人或一个团体。他那“引绳批根，絮絮不休；他那‘散布流言’，‘捏造事实’，‘放冷箭’，‘使软刀’的种种手段使用得太多而露出的破绽，都使读者烦腻，引读者反感。他用牛刀割鸡固然可惜，而因此露出自己‘不近人情’的性格，失去读者的同情，则更为可惜”，“文学无非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不管是谁诸了鲁迅的杂感，都觉得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样阴贼，峻刻、多疑、善妒、气量偏狭，复仇心理强烈坚韧，处处令人可怕”。苏雪林的这些观点确实代表着现在台湾一种较普遍的倾向。周锦也说鲁迅：“分量很多的骂人杂文，那是不能算作文学作品的”（《中国新文学史》），郑学稼则说：“倘使鲁不写‘杂感’，从事写作，可成为中国的福楼拜”（《鲁迅正传》）梁实秋说得较含蓄。《关于鲁迅》一文中说：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明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篇成为具有永久性价值的讽刺文学，但还是有问题的。”讽刺文章三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第二存心要厚，指“逞一时之快”，第三讽刺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
二、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鲁迅的杂文，无疑是他无与伦比的独创的思想天才和艺术天才的结晶。关于鲁迅杂文的思维特点，是鲁迅研究专家早就注意了的问题。徐懋庸和毛泽东曾分别指出唯物辩证法在鲁迅杂文中的出色运用；冯雪峰认为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唐弢认为鲁迅杂文是逻辑和形象思维与具体材料和统一。我们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鲁迅杂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完美统一。那么鲁迅式的辩证的理论思维有些特点：
1、微观和宏观的统一。鲁迅杂文内容是极其广泛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大到整个“社会”，整个“文明”作批评对象，小到寻常的社会现象，但又“以小见大”，“借一斑而略窥全豹，以一目而尽传精神”。这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鲁迅曾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有很好的说明：“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2、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在鲁迅杂文中，有单纯的历史考察和单纯的现实解剖的出色篇章，但大多数是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剖析相统一的，这是鲁迅杂文辩证的理论思维的重要特征。鲁迅这类杂文，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勾画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鲁迅的杂文，包容我们民族的整部历史，充满丰厚有历史感和深刻的历史预见性。
3、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鲁迅的博识是无与伦比的。他精通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医学、地质学，也有丰富的文学、绘、历史、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民俗、考证等。使他的杂文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总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调动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
4、“破坏”与“建设”的统一。鲁迅的杂文，是不留情面，坚忍不拔地“暴露”和“攻打”旧社会和旧文明的匕首和投枪，充满着批判和战斗的激情。别林斯基说过：“任何否定，如果要成为生动的，诗意的，都应当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杂文家的鲁迅，既是尖锐的社会批评家，又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既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他杂文中的“任何否定”都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
因此，鲁迅的杂文是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散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互相统一和有机的融合，这一思维的根本特定，决定了鲁迅杂文带有鲜明的艺术特质：即集中表现了议论的形象化、议论的理趣化和议论的抒情化。
1、议论的形象化。鲁迅曾对自己杂文的艺术手法有一个基本的说明：“我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因此，他的杂文并不局限于描写这一个具体的人与事，而使它具有历史的概括性和普通性，成为这一类人和事的图象和标本，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常取类型”。这也是要求作家杂文创作时，议论要形象化。而议论形象化的途径和方法很多，首先是借助想象、联想创造出那些带有比喻和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如“落水狗”、“叭儿狗”、“夏三虫”、“二丑”等形象，创造的意象如“黑色的染缸”，“小摆设”等。单就“叭儿狗”类型形象的创造，就让人拍案叫绝，不仅在早期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得到充分的刻划。而且鲁迅与形形色色的“叭儿狗”长期战斗中，不断地画出了其种种变幻，如“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的‘叭儿狗’”；“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疲”，《而已集•小杂感》变成了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丧家犬”，曾经是激烈的狼，现已“被驯服”，失去了“野性的”狗，“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统治者之上的”。“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犬”，“岌岌不可终日”，《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付面目”的“不忠实”的狗等等。《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将鲁迅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陆续勾勒下的“狗相”合起来看，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走狗”的类型形象，都得到了充分的刻划与表现。又如1932年，《二丑艺术》，“二丑”乃是戏剧里“二花脸”，鲁迅说这是由于“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鲁迅认为二丑的本领在于他们有帮闲之才，“懂得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并以“小骂大帮忙”为目的。比如对主子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脏，应该洗一洗。”在帮凶或帮忙，也显得特别的阴险，尽量不露痕迹，“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然后转过脸来，对看客指出主子的缺点，一面摇着头装起鬼脸说：“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后一手的二丑的特色，也是他们的绝招，他们既要不失主子的宠幸，又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其次是起绰号或漫画，鲁迅曾《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说：“果弋里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字——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也摆不脱。”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他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声恶少”，差可匹敌。“革命小贩”是骂杨邨人的，这位曾加入共产党，28年参加太阳社，叛变革命之后，竟在《现代》杂志，公开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攻击鲁迅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是错误的。所以鲁迅在《答杨邨人公信的公开信》，揭露杨邨人是“革命声中的一位小贩”，“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为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用处的”。“洋场恶少”指的是施蛰存，这是一位《现代》杂志主编。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鲁迅发表了《重三感旧》一文，进行了恳切的批评。但施蛰存立即写《〈庄子〉与〈文选〉》进行反驳，说鲁迅文章如没有古文学的修养，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还讽刺鲁迅用骈体文为《淑姿的信》作序，因鲁是“素昧平生，无话可说，以骈文含胡之。”针对施不良倾向和态度，鲁迅又写下《“感旧”以后》（上）、（下）、《扑空》、《答兼云》等许多杂文，明确揭示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是一大群遗少群的风气”。鲁迅还严正批评对手在论争中的表现：“无端的诬赖”，“猜测，撒娇，装傻”，这就不仅是“遗少”的问题，还现出“洋场恶少”的本相了。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形神毕肖”勾画出来，让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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