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尽管是经过了王道士的手将这些写卷"发掘"出来，这仍然是一件极有意思而又令人着迷的事。我将在以下的章节中对清理出来的一份份写卷和其他文物作分门别类的介绍。王道士抱给我们的第一捆写卷中包括几个显然是佛经的厚重的卷子，厚度（直径？）从9.5英寸到10.5英寸不等，它们在藏经洞安然保存至今。虽然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岁月，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这些卷子纸面光追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卷轴两端有时还雕刻、镶嵌有把手。卷轴的长度在15－20英寸之间，展开的幅宽报大。可以看得出它们是久经翻阅、摩拳过的。可能卷子的外面还有袋子和捆扎的绸带，但大多都已经烂掉了。只要袋子还保存着，蒋师爷就能很容易地读出该卷佛经的篇名、册数和卷号。佛经的内容我无从知晓。我曾担心这些经书的内容都是重复的--现代的佛经往往如此，最初搬来的几卷佛经篇名都互不相同，这使我的这一担心涣然冰释。开始时我曾让蒋师爷对这些经卷列一个粗略的目录，但王道士的勇气与日俱增，他开始一捆一捆地往这里送卷子了，这使我们打算做一份哪怕是最简略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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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经过了王道士的手将这些写卷"发掘"出来，这仍然是一件极有意思而又令人着迷的事。我将在以下的章节中对清理出来的一份份写卷和其他文物作分门别类的介绍。王道士抱给我们的第一捆写卷中包括几个显然是佛经的厚重的卷子，厚度（直径？）从9.5英寸到10.5英寸不等，它们在藏经洞安然保存至今。虽然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岁月，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这些卷子纸面光追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卷轴两端有时还雕刻、镶嵌有把手。卷轴的长度在15－20英寸之间，展开的幅宽报大。可以看得出它们是久经翻阅、摩拳过的。可能卷子的外面还有袋子和捆扎的绸带，但大多都已经烂掉了。

只要袋子还保存着，蒋师爷就能很容易地读出该卷佛经的篇名、册数和卷号。佛经的内容我无从知晓。我曾担心这些经书的内容都是重复的--现代的佛经往往如此，最初搬来的几卷佛经篇名都互不相同，这使我的这一担心涣然冰释。开始时我曾让蒋师爷对这些经卷列一个粗略的目录，但王道士的勇气与日俱增，他开始一捆一捆地往这里送卷子了，这使我们打算做一份哪怕是最简略的目录的计划都不得不放弃了，因为经卷实在是太多了。

蒋师爷对这些卷子匆匆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纪年的材料。佛经中还有一些藏文经卷，但对探讨藏经洞的时代也没有什么帮助。这些藏文经书为了阅读的方便，各个段落章节都是横向安排的，而书写则是自上而下的。我们无法从其字迹和文字内容来判断它们的年代。但有一点，藏文经书的纸张粗陋而发灰，看上去肯定要比汉文卷子的时代晚。也许它们的时代属于约公元759－－850年吐蕃占领敦煌的时期，而纸张质地较好、看上去年代更为久远的汉文经卷的时代应该属于唐朝统治该地区的时期。

随后我们就发现了时代最早的卷子的年代证据，在一份残长3英尺多、纸张发黄的汉文卷子的背面（现编号为Ch.i.0019）我发现了用婆罗门草书字体书写的文书，这是我所熟悉的和田文。接着，又发现了另外的三份和田文书残卷（Ch.i.0021. b、C），都是在卷子的一面或双面书写和田文。这就清楚地表明，密室藏经的时代与印度文字（可能为梵文）在这一崇佛地区的流行同时。和田文书在汉文卷子背面的出现说明敦煌地区的佛教与塔里木盆地广为流行的佛教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久，我又在另一捆卷子里发现了一大堆婆提文书，用"笈多草体"书写，据霍恩雷博士的研究，它们分属两本和田文著作。其中编号为Ch.ii.003者为一份医学文书，保存下来的至少有71页之多。

在这些胡乱堆积的藏经中，有汉文和藏文的卷子，也有不少吐蕃婆提文书。另外还发现了大量凌乱纷杂的汉文散页文书。这些汉文散页毫无顺序，装订得也是简单粗糙，也没有用布袋装起来。这些都表明，自从它们被捆缚起来以后，就不曾受到过什么翻动破坏。王道士随意地在这些藏经中翻检"珍宝"，结果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尽管这些散页已找不出什么顺序，其内容却是丝毫无损。它们既没有一丝受潮的痕迹，也一点也不觉很脆。道理很简单，藏经洞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藏经地点，它开凿在干燥的岩体里，沙漠山谷里即使有一丁点儿的潮湿空气，也被与藏经完全隔离了。藏经洞三面是厚实的岩体，只有一面是封堵的砖墙，而且又被流沙埋藏了好几个世纪，藏经洞里的温度基本上是恒定的。在如此干旱的地方如此妥善地保存藏经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上述情况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当我打开一个素色帆布的大包裹时，发现里面满是各式各样的纸片、画有图像的薄如蝉翼的丝绸或布片以及大量的写有文字的丝绸残片。有图像的丝绸或布片大多是2－3英尺长的窄条，顶部是三角形的，形状有点类似旗幡，显然应该是寺庙所用的旗帜一类的东西。这些丝绸旗帜往往被紧紧地绕在木制的旗杆上，杆子上往往涂有亮漆或有彩绘。展开时，可以从旗帜上看见佛教神像，色调鲜艳和谐。用来做旗帜的总是薄如蝉翼的上等丝绸。有的看上去有点破旧，这并不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保存过程中的腐蚀作用，而是由于当时在庙宇中悬挂使用的时间过长所致，在有的旗帜上还能看见修补的痕迹。

当我试图打开一些更大的旗帜时，我发现它们质地很脆，弄得不好会损坏它们。当时保存时，肯定是卷得很紧的，而且动作也很随意，一件一件堆压在一起。这样经过几个世纪的挤压之后，再想去打开就很容易把这些薄薄的丝织品损坏。我把这些卷在一起的丝织品举过头顶来观察，发现上面的图像与大型洞窟中的壁画内容是一样的。对比一下展开前和展开后的情形，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展开这些面积很大、又是如此保存的丝织品是多么的不易，何况这些丝织品往往还经过长期的使用；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藏经洞里的条件对保存这些佛教图像艺术品又是多么的有帮助。

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仔细研讨这些文书的年代。我所关注的是我能从这里拿走多少藏经。令人奇怪的是，王道士竟然对这些无价之宝毫不可惜，这也使我内心颇感到一丝轻松。当我从手头那些纷杂的藏品中挑出一些丝画（帛画）、布画和文书以备以后深入研究时，他居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我甚至产生了要将所有的藏品带走的想法。不过，这一要求显然有点过分了。于是，我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将挑剩的那部分还给他，以便腾出地方让他拿出更多的藏品来供我选择。

这一招果然奏效，使王道士确信了这些艺术遗产没有什么价值。为了把我的注意力从他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汉文经卷上引开，他开始不惜余力地将他归入垃圾的那些藏品一抽一捆地抱了出来。这真使我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些新抱出来的文书残片中，尽管汉文文书残片还是占多数，但也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绘画作品、印制的文书、帛画、笈多草体的梵文文书以及一些非宗教内容的文书等。所以，第一天我和蒋师爷忙碌了整整一天，中间甚至没有休息过，一直干到夜幕笼罩了整个洞窟才停止工作。

这些意想不到的发现使我极为兴奋，但我也很担心，这也是我一直所担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必须不断地诱导王道士，不让他感到心神不宁，不让他担心会有施主们的流言蜚语。蒋师爷的不烂之舌和我一再的表白自己对佛教和玄奘的崇拜发挥了作用。看得出来，尽管在经卷堆上来回爬动和运送经卷使王道士显得有些累了，但他脸上猜疑的表情，还是被一丝平静甚至是自豪的表情所掩盖，因为我们对他所认为的毫无价值的东西竟然表示了欣赏。事前，我曾许诺要捐献一大笔钱给他作修缮庙宇之用，以补偿翻检藏经给他所带来的不便和可能对他带来的风险。

到了晚上，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书房"的一边，留待运走供我们外交辞令上所谓的"深入研究"之用。但是对王道士是否敢冒着风险让我们将这批藏品运走，或者会不会被他识破我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心里还是感到没底。直接跟他谈一笔私下交易将这批藏品买走或偷偷运走在当时看来也是可行的。当我们忙碌了一整天离开王道士的那个洞窟时，我有机会与他就我们共同崇拜的偶像作了一次长谈。我声称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我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指王道士）保存着。当我们站在绘有唐僧西行取经图的甬道里时，我特意将他的注意力引向那幅唐僧牵着满载经书的坐骑从印度返回的场景，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规劝，让他同意我的将这些由他发现、现仍藏在密室中的经卷带走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的请求。

我留下蒋师爷与王道士进行周旋。蒋师爷鼓动如簧之舌，力图说服王道士，称玄奘让他发现了这批佛教经典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它们继续深藏在密室里。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从一开始我就非常谨慎地提出这项捐赠，它自始至终吸引着王道士。同时我还无条件地捐赠了一件银器。我们很难判断这些交谈对王道士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他既担心他的圣洁的名声因此而受到玷污，同的又不愿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这对他衷心珍爱的功德事业很有利，但必须以付出他所认为的无用的那些古董为代价。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将这批挑选出来的写卷和绘画弄到手，这是我交给蒋师爷的一项任务。事实证明，他从来就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将近子夜了，我正准备上床休息，蒋师爷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在确信我的帐篷周围没有他人以后，他返身抱回了一大捆卷子。我看了看，正是我所挑选的那些经卷，心中不由大喜。王道士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的协定：此事只能我们三人知道；在我离开中国国土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他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他运送了7个（多）晚上，一捆一捆，越来越重，直至要用马车来装。对我的这位身材瘦削的学术知己而言，这是一件很苦的差事。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同他对我所有的热心帮助一样，长久以来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摘自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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