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斯坦因王道士和他的藏经洞3月份我曾匆匆造访千佛洞，这里有关佛教艺术的丰富资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更大的目的却不全在于此。扎希德伯克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土耳其（Turki）商人，他当时被从新疆驱逐到了敦煌地区，成为当地一小群穆斯林商人的头目。我正是从扎希德伯克那里获悉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代写卷的消息的。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扎希德伯克宣称这批写卷中还有不是用汉文书写的材料，这更激起了我想探个究竟的欲望。经过蒋师爷一连串急切的追问，证实这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于是我俩作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批写卷。我刚到时，王道士正好同他的两个助手外出化缘去了。如果这时候将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显然是不明智的。幸好留下来看守的那个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知道一些情况，蒋师爷没费多大劲就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些有用的内情。据他讲，藏经发现于一个大型的洞窟里。这个洞窟靠近北组（主组）洞窟的最北端，外部建筑粉刷一新，显然是王道士新近主持对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缮。他来这里已差不多有7年之久了。通向洞窟的入口已被崩落的岩体和流沙所挡住，这与靠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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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

王道士和他的藏经洞

3月份我曾匆匆造访千佛洞，这里有关佛教艺术的丰富资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更大的目的却不全在于此。

扎希德伯克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土耳其（Turki）商人，他当时被从新疆驱逐到了敦煌地区，成为当地一小群穆斯林商人的头目。我正是从扎希德伯克那里获悉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代写卷的消息的。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扎希德伯克宣称这批写卷中还有不是用汉文书写的材料，这更激起了我想探个究竟的欲望。经过蒋师爷一连串急切的追问，证实这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于是我俩作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批写卷。

我刚到时，王道士正好同他的两个助手外出化缘去了。如果这时候将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显然是不明智的。幸好留下来看守的那个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知道一些情况，蒋师爷没费多大劲就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些有用的内情。据他讲，藏经发现于一个大型的洞窟里。这个洞窟靠近北组（主组）洞窟的最北端，外部建筑粉刷一新，显然是王道士新近主持对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缮。他来这里已差不多有7年之久了。通向洞窟的入口已被崩落的岩体和流沙所挡住，这与靠南一些的山脚崖面上的洞窟的情形是一样的。当年在对洞窟和窟前地面（现在已为殿堂所占）进行整修时，工匠在连接两个洞室的走廊壁面上发现了一条裂痕，（挑开裂缝）便从这墙上墙之后发现了一个凿在岩石里的密室。

据称打开密室时，里面塞满了用汉文书写的、但是读不通的大量经卷，其数量之多，据说可以装满几辆马车。石室发现经卷的消息传到了距敦煌很远的兰州，当地长官曾命令送些样本去。最终，甘肃省府下了一道命令，命令所有写卷就地封存。所以，这批不曾被读懂的藏经重又被封存在发现它们的石室里，由王道士负责妥善保管。

由于王道士不在，我们无从得到更多的关于藏经洞的情况。但我还是抽出时间对藏经洞所在的地点作了观察。年轻和尚的师傅是一个西藏来的和尚，当时也出去化缘了。后者的临时住处是一间破旧的小屋，本是供前来敦煌朝圣者们居住的地方。他曾借得一个卷子，放在他的陋室里，以添得些风光。蒋师爷说服这个年轻和尚将他师傅处的那个卷子拿来看看。这是一个保存很好的卷本，直径约10英寸，展开来的长度足有15码。卷纸是淡黄色的，看上去很新，也很坚韧。由于这里气候干燥，经卷又是被精心封存在密室里，所以很难从纸的外观来判断它的年代，不过，从那细密的纸纹和磨得溜光的纸面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年代是相当久远的。

这个卷子字迹清晰，书法秀美，这是我和蒋师爷共同的印象。卷子上的文字确确实实是汉文，尽管蒋师爷很有学识，他也不得不坦率地承认，乍一看，连他也断不清句子。但不久我就弄明白了怎么回事，从蒋师爷不断地读到"菩萨"和"波罗蜜"这一类的固定术语，我判断出它就是中国佛界所熟知的、由梵文转译过来的《菩萨经》（？）和《波罗蜜经》。由于佛教经文的字面意思是如此的晦涩难懂，毫无疑问，包括蒋师爷在内，此前从没有人认出展现在面前的卷子就是一部佛经。对这个卷子作了初步鉴定以后，可以认定密室所藏写卷主要的应该是佛经。宋代（公元960年立国）活字印刷术出现以后，中国的书多装订成册，就像今天所见的书一样。这份经书是写在一个长长的卷子上，而不是被装订成册，这就说明它的时代应该是很久远的。

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着去被发现的念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重返千佛洞。但等到真的回到这里时，我不得不开始为我的计划担心起来，因为我从当地得到可靠的消息，保护着这批珍宝的王道士是一个恪尽职守、非常用心的人。藏经洞所在的那个寺宇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它仍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的粗鲁举动，这也使我的考古工作受到影响。精明能干的蒋师爷收集到了有关看守藏经们的和尚的性格和举止的情况，这更使我感到有必要在开始时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蒋师爷设法说服王道士等待我的到来，而不是在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一结束就开始去募集修庙的资财。值得称幸的是，由于敦煌副县长汪大老爷对我所进行的考古工作感兴趣，我逐渐博得了敦煌当地人的好感，我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5月21日，我重返敦煌石窟，准备将我早已拟好的计划付诸实施。让我感到满意的是，除了王道士、他的两个助手以及一个身份卑贱的西藏喇嘛（他不懂汉文，所以对我的计划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以外，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是一个被人们忘却了的地方。王道士等候在那里欢迎我的到来，在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避免与他呆在一起的时间过长，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对几个主要的洞窟进行考察，并对一些较为重要的壁画进行拍照，以此来掩饰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当我来到最北端的洞窟时，我瞟了一眼藏经洞的入口，那里就是发现大批藏经的地方，经卷至今还封存在里面。藏经洞正好位于王道士改造的那个洞窟的旁边。藏经洞密室的入口比走廊的地面要高出5英尺，让我感到一丝不安的是，我发现窄小的密室入口已被砖墙堵住，仿佛就是为了故意与我为难似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了Jesalmir的和尚们将古代的贝叶经书藏在庙宇里，不让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事情来。

我第一步主要目标是想看一下全部经卷的原始堆积、存放的情况。王道士住在另一个稍加整修过的洞窟里，为了设法让他同意我们的请求，我特地派蒋师爷到他的住处同他进行交涉。尽管蒋师爷费尽心机，谈判的进展还是非常缓慢。在我们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进行捐助以后，他终于说出封堵密室入口的目的本是为了防范那些香客们的好奇心。最近几年，每到朝拜的时候，前来朝拜的香客往往数以千计，把整个遗址挤得水泄不通。但是，由于对我们心存疑忌，他始终不答应让我们看一下全部经卷保存状况的请求。他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蒋师爷急于想替我要到其中的一两份卷子，结果使得王道士很是心烦，我们的全盘计划一下子面临告吹的危险。

但谈判还是有一些收获的。我们在敦煌听说的一些情况，从谈判过程中得到了肯定。当密室发现经卷的消息由肃州道台呈报甘肃省府时，省府衙门曾命令送一部分卷子去省府，后来又下令妥善保管所有卷子。蒋师爷怕王道士终止谈判的忧虑，被王道士流露出来的对官府上述做法不满的口气打消了。据王道士讲，他确曾向兰州省府衙门送去一批佛经，但官府对此不感兴趣。官府甚至没有对这批卷子如何处置作出仟何安排，也没有对他辛辛苦苦修缮庙宇而发现这批经卷的功劳进行褒奖，这使王道士感到有点愤愤不平，他对我们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感受。当时官府甚至下了一纸粗暴的命令，要将这批经卷装满7辆马车运走，后来由于运费不够、又嫌保管麻烦而作罢，于是又将这批经卷原封不动地交付给王道士，令他就地保管。

蒋师爷的报告使我感觉到，王道士的古怪性格将是我实现计划的最大障碍。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感情，或使他担心众怒难犯，或二者兼备。我觉得最好是先了解一下王道士的为人。于是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我郑重地登门拜访王道士，请求他让我们参观一下他所修复的庙宇。自从他8年前来到敦煌，这便成了他的主要任务和精神支柱。所以，我的请求被王道士欣然接受。

他领着我们走过洞窟的前廊和高大的砖木结构殿堂，这里的建筑雕梁画栋、溢彩流光，我用预先想好的词语对它们进行恭维。当我们穿过藏经洞前的过道时，我实在忍不住藏经洞的诱惑，它就位于右侧最外面的位置，入口被一堵粗陋的砖墙挡住，。我没有直接去问我们虔诚的向导藏经洞里有些什么，而是投其所好去询问他是如何整修这个洞窟的，他曾虔诚地干着这项工作，我想这样做更能博得他的好感。这洞窟中，有一个约 56英尺 X 46英尺的马蹄形坛座，坛座很旧，但已经重新粉饰，上面排列着一群新做成的泥像，都跟真人差不多大小，依我看它们比起这些洞窟中其他的塑像要笨拙逊色许多。

这个洞窟里的壁画相对而言则要优美得多，而且大多保存较好。墙壁上所绘的主要是大方格里的坐佛形象，窟顶则是模印花样。虽然这里的壁画比不上其他大型洞窟的精美，但也足以使里面的塑像和其他后期修复增补的东西显得粗俗而逊色许多。不过王道士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这个洞窟的修复工作和地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仍是可以称得上是费尽心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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