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1、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民主议题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对于民主形态上的表现，马克思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但在形态上是一种制度。他指出：“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君主制与民主制都是国家制度的表现形式，尽管民主制相对君主制而言是一种更好的制度，但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2、资产阶级民主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均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在阶级和国家存在的社会中，只有具体的、阶级的民主，而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从国家的意义而言，民主总是由统治阶级所享有，被统治阶级则是专政的对象而没有民主可言。资产阶级民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没有改变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无产阶级要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民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就必须彻底拨开资产阶级纯粹民主、绝对民主的迷雾，为无产阶级争得民主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

1、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民主议题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对于民主形态上的表现，马克思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但在形态上是一种制度。他指出：“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君主制与民主制都是国家制度的表现形式，尽管民主制相对君主制而言是一种更好的制度，但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2、资产阶级民主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均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在阶级和国家存在的社会中，只有具体的、阶级的民主，而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从国家的意义而言，民主总是由统治阶级所享有，被统治阶级则是专政的对象而没有民主可言。资产阶级民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没有改变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无产阶级要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民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就必须彻底拨开资产阶级纯粹民主、绝对民主的迷雾，为无产阶级争得民主、发展民主的道路指明方向。

3、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概念。列宁也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只有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才能结束沙皇政府统治，镇压反动势力反抗，才能使工农劳动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4、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一个强大政党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有产阶级权力斗争的胜利，实现自身的解放与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在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经验和1848年革命的历史经验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组成与代表有产阶级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列宁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认为，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建立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党完全不同的新型的政党，即真正的革命的、战斗的共产党。这个强大的政党必须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先进的理论为指导。

民主是具体的、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解放、争取民主，就必须通过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与此同时，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有产阶级权力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种思维逻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主线，同时也是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继承马列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并将其基本理论、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回应。

二、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

1、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民本思想资料，这些思想主要围绕重民、富民、畏民、从民等方面而展开。

第一，重民思想。鉴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周初的统治者修正了殷商的天命神权观念，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并且把民提到了比天更高的地位。孟子也明确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理念的民本思想。汉代贾谊认识到曾经横扫六国的秦王朝就是因为推行暴政、不得民心而被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推翻。因此，他十分注重民心向背对于确保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作用。

第二，富民思想。富民即是通过轻徭薄赋等途径以养民、保民、裕民，使人民衣食无忧和安居乐业。孔子曾指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管子亦认为，大凡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难以统治。第三，畏民思想。古代思想家十分注重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以及统治者敬畏民心的必要性。荀子认为凡是施行仁德之政、顺民心、不断修德于天下的贤君，都使国家昌盛兴隆，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反之，逆民心，而最终走向毁灭。唐太宗则把百姓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第四，从民思想。从民是重民、畏民思想的自然延伸，它强调统治者应当重视民心、顺从民意。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管仲也认为政策政令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为尺度。从民则有利于社会稳定，反之，则遭人背叛。

2、中国古代“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中国历代哲人希冀解决的一个基本哲学问题。

在先秦时期，最早明确论述知与行关系的是孔子。在他看来，知行要统一、言行须一致，如果能背诵诗经三百篇，给他官做进行统治，行不通;派他出使到外国，不能独自应酬;书读的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处。孟子则认为，人的认识来自于天命。墨子和荀子则与之针锋相对，反对天赋观念的“生而知之”。到了宋朝，唯心主义者程颐、朱熹继承了孔孟学说，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则针对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提出行先知后，知必以行为功的学说。他指出：“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在他看来，知行相资以为用，行统知、且验知，故“行可兼知”。

在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汲取了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重民、爱民、利民思想，并提出了人民本位论、人民利益论和人民民主论，形成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在我国，照搬一切理论都是行不通的。对此，毛泽东则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认真考察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形成了第一部知行结合的论据。

三、近代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民主共和”思想

在摆脱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羁绊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不满和怀疑，开始介绍和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效仿日本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尽管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及往事时曾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接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君主立宪政体在中国的破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国体方面，孙中山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君主，因此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政体方面，为了加强对权力机构的制衡，扩大人民的参与，孙中山在西方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之外又加入了考试权与监察权，提出了“五权分立”的学说。在国家运转方面，孙中山强调政党是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推行政党政治。尽管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2]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掀起的尊孔复古思潮，将矛头对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并提出了基本的口号“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逐渐被陈独秀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所吸引。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反封反帝的战斗檄文。“陈独秀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3]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进行的戊戌变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从事的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都属于寻求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探索。这些思想使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主权在民”、“民主共和”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使毛泽东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软弱性和妥协性，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科学分析中国的国情，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大民主革命任务，以及完成这两大任务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