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当前，“公民社会”似乎成为一个颇受肯定的时髦理念。“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外来词，当拿它来判断中国社会现象时却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究竟中国现在有公民社会吗?有人说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已经很发达了，也有人说中国没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执呢?贾西津：人们对中国是否有公民社会，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发达还是欠缺，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指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外来词，英语中的“civilsociety”随着时间发展也具有不同含义，大体上有三种最主要的用法：作为自治秩序的公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之外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和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第三部门”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强调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非营利的志愿部门来介入，它是一个公共事务治理的概念，与二战后福利国家治理模式的反思有关;但在17、18世纪的时候，与当时市场经济，资产阶级发展有关，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不能干预的市民

当前，“公民社会”似乎成为一个颇受肯定的时髦理念。“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外来词，当拿它来判断中国社会现象时却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究竟中国现在有公民社会吗?有人说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已经很发达了，也有人说中国没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执呢?

贾西津：人们对中国是否有公民社会，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发达还是欠缺，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指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外来词，英语中的“civilsociety”随着时间发展也具有不同含义，大体上有三种最主要的用法：作为自治秩序的公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之外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和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第三部门”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强调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非营利的志愿部门来介入，它是一个公共事务治理的概念，与二战后福利国家治理模式的反思有关;但在17、18世纪的时候，与当时市场经济，资产阶级发展有关，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不能干预的市民的自由空间，所有能够抵御国家干预、保障市民自我权利的部分都叫市民社会，所以在黑格尔的《法哲学》里，公民社会包括市场经济、志愿结社、警察和独立的司法;再往前追溯，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公民社会的概念，用以描述与散居的村落状态不同的，城邦生活的特性，即民主议事的、自治的政治生活共同体，所以，从词源上，“公民社会”和城邦、政治共同体、文明社会是一回事。作为自治的政治共同体，也即文明社会的公民社会，是出现最早的，也是传承最久最广的含义，如康德的“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博兰尼的“自发秩序”，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奥斯特洛姆所说“多中心秩序”等，均是这个含义。

当代欧美社会关注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其背景是因为其政治的民主自治秩序，其国家所不能侵犯的公民个人权利空间，已经通过更细化的制度得到很大程度的保障，如宪政，发达的司法制度，权利运动等，所以公民社会的内涵就比较局限地指向了志愿组织，生活世界，休闲权利等更更为细微的人性需求。在观察中国社会时，不能忽视公民社会的三层含义所包含的制度涵义。如果简单地从数量上去看中国特色的民间组织，包括把党政建立的外围组织，甚至事业组织，村委会居委会等均纳入在内，就会得出中国已经拥有非常发达的公民社会之误判;如果我们从制度意义上去分析，关注真正社会自发的志愿机制是否建立起来，政府的权力边界有没有确立，公民的个人权利有没有得到充分司法保障，社会自生自发的自治秩序有多大程度的发展，那么就会得到比较全面的印象。

记者：概念的差异可以导致对公民社会不同的判断，那在国际上有没有一套统一的方法、指标、体系来衡量不同国家的公民社会?

贾西津：国际上有一些对公民社会进行国别比较研究的努力，相应地建立了一些对公民社会的评估指标，比如总部基于南非的国际非营利组织CIVICUS，在英国安海尔教授的指导下开发的“公民社会指数”(CSI)，中国也参加了使用这套指数的评估。这些国际比较的评估指标一般围绕对第三部门的评测开展，CSI也是以第三部门为核心，不过比较广泛地涉及了其组织体系，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价值和影响等多个维度。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懂得承担起社会责任。

记者：根据您多年的研究，中国公民社会有哪些特点?

贾西津：我们仍然根据公民社会的三层含义来观察。首先，在政府、企业组织之外，志愿组织或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发展如何?公民社会指数(CSI)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名义上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以及未注册但具有社会组织性质的组织数量不少--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超过40万，学者估计属于社会组织性质的有上百万--但并未有效地构成一个“第三部门”或者社会力。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公民自发组建、参与、公民自主性并未成为社会组织的根基，很多名义上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行政目的和行政背景，为数不多的民间自发组织大多活动于社会边缘，离普通人们的生活比较遥远，在人们的日常体验中，做事情看政府，有问题找政府，政府仍然是与每天的日常生活最近，最息息相关的主体。这说明志愿性的生活还远不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第二，社会组织内部之间联接少，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在公民社会发达的国家，社会组织(NGO)的联盟、网络、伞状组织、代言组织，以及各种支持性组织，或曰NGO的NGO，非常发达，构成第三部门的支架结构，而中国与法律限制有关，社会组织之间缺乏纵向和横向的联接，数量随多，小而孤立，好像一百万单个的家族企业不能等同于一个跨国公司一样，单纯的数量多形不成NGO的社会力。

其次，从政治国家所不能侵犯的公民自主空间来观察。自晚清以后，中国无论在市场经济和私权、志愿组织，或契约与独立司法方面，均能看到类似要素的出现，不过这些因素总有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即它们与国家或政治权力之间的嵌合性比较强。比如晚清有发达的盐商组织，而盐商本身就是官商;有民办企业或者慈善机构的出现，而一旦增长到一定程度，就被收归国有，回到国家控制之下;晚清立宪也很快被革命替代了，没有确立起有限政府的思路。这些现象和目前中国私权、社会组织、法治建设的特点有很大程度的类似之处。也就是说，目前虽然有很多民间自生自发的现象，有一些经济和社会的自由空间，但受到法的保障的、政治权力不可侵犯的公民的政治权利、私有产权、公民主体性受到的制度保障还是比较虚弱的。

最后，从自治秩序，或“普遍法治下的自由社会”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可以看到，个体自由的理念，公民权利基础，契约文化，法治，宪政，自治政府，公民自我负责、自我治理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自由的、社会自生自发的秩序，显然还不是主体的社会生活方式，其中制度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都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远远不是一种公民社会。

记者：中国公民社会在发育过程中，又有哪些弱点?

贾西津：第一是NGO组织上，自发性弱，组织之间没有联接成体系，社会力不强;第二是志愿参与上，大量的资源、人力、责任、诉求，仍然都集中性地指向政府和权力部门，而不是分散性地在社会之中，参与式地生活;第三是法律制度上，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是基于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自由权利而建设的;第四是公民意识上，公民社会是一种建立于个体自由、相互尊重和理解、契约精神、自我负责自我治理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公民意识还普遍薄弱。

记者：现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应该是独立于国家的，也有人认为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是制衡的、对抗的关系，您怎么看在中国这二者的关系?

贾西津：无论合作伙伴，还是制衡与对抗，这些理论都是基于社会与国家独立的前提做出的，没有独立，就谈不上制衡，也谈不上合作，只可能存在附属或雇佣。之所以强调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独立性，并不是说社会与国家是对立的，它的意思仅仅是：社会有社会的志愿机制，与强制性为特征的国家权力机关是两种不同的运作方式。公民社会是解决问题方式的创新，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它才特别有意义;它不是对国家行政权力的资源补充、人手补充–后者等同于提高税收比例而已。所以在中国，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与国家之间不是以对抗而是以伙伴关系为主，比如英国的社会与国家就更加合作而不是对抗，但无须回避，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是独立的，有边界的，不是隶属或附属的。

记者：在社会的演进中，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这个问题我是根据您演讲内容顺序提出的，其实可以跟上一个问题合起来回答)

贾西津：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就面临了自上而下统治的合法性的挑战。经历了立宪，革命等过程，1949年建立起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总体性社会”，由于其自身面临的危机，出现最近30年的改革历程。1920-1930年代有过一次公民社会的发展高峰，近30年见证了公民社会更长时间的发展。当前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两条路径：其一是政府建立社会组织，力图通过社会组织的名义和方式治理社会，其二是随着经济自由空间发生出的社会自由的要求，形成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发展的力量，近年来，公民的志愿意识和公共参与，企业家阶层参与社会公益，私人基金会的兴起，社会公益领域专业分工的出现和能力提升，以及政府的《行政许可法》，《信息公开条例》，《物权法》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等新现象，说明目前公民社会有了更强的发展趋势。但是它能否持续发展下去，并在层次上有所递进，还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它与公民力量和政治权力的动态平衡，教育和公民意识发展，法律政策环境的变化等，均有关系。因为目前的很多自由空间和公民自治行为还是非法治保障的，公民社会仍然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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