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适变十五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

适变十五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

　　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

　　“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故。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遇时;虽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无刑罚谓之义;赏善诛恶，朝诸候，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类，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了变法。]

　　由此可见，象商鞅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富国强兵，必须顺应时代，跟上时代。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孟子说：“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赶上好时代。”范蠡说：“节令不到，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事情不经过研究，不能强求成功。”《论语》说：

　　“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待时机的到来。”]

　　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娲、伏羲)

　　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传于今，只好用它们的利弊得失作为我们讨论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教训了。[秦汉两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们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来讨论。]

　　【经文】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淫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

　　[故明王审已正统，慎乃在位。官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候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日王也。]

　　【译文】

　　王道的统治，是先铲除祸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让人民丰衣足食。

　　[《论语》说：“五亩大小的宅第，种上桑树，养上蚕，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不会挨饿了。饲养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求，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只不过是拿薪水罢了，不要去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这样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也就不会差距太大了。”

　　经济状况得到保证后，就应该进行文明礼貌。伦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国王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谨慎地巩固统治地位。宫室舆服不超过规定，三宫六院主内，三公主外。按井田制统筹农事，让诸候来协助管理民众，丰收时不骄奢，欠收时也不感到匮乏，然后设立学校推行教育，为人民大众做出谦恭礼让的榜样，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祸乱不生，这就是三王治理国民的办法。]

　　然后建立法规、刑罚来树立国威，让人民群众分清善恶，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时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后又让后稷去播种百谷，让契分管教化，让皋陶制订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由此可见，最伟大的盛世，是通过多种因素，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从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乐平和的景象，这就是王者的治国艺术。

　　[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阴阳，顺应四季的变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长，教养百姓，哺育众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总而言之，做为一国之王，他的恩泽浩荡，惠养四方，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怀抱，因此才称之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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