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由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拒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严重失败，被迫长征。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福建突围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前，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接到参加长征的通知。毛泽东认为，红军突围长征不是消极的逃跑，而应是积极的行动，其基本任务一是为了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二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三是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逐步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到12月初过湘江时人员已损失大半，锐减到只剩三万余人。这时，蒋介石又纠集四十万大军，构成口袋形的第五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但此时李德、博古却主张死拼硬打，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若照此办理，中央红军将与十倍于自己的优势敌军决战，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在这非常危急的关头，1934年

　　由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拒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严重失败，被迫长征。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福建突围出发，开始长征。

　　长征前，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接到参加长征的通知。毛泽东认为，红军突围长征不是消极的逃跑，而应是积极的行动，其基本任务一是为了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二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三是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逐步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到12月初过湘江时人员已损失大半，锐减到只剩三万余人。这时，蒋介石又纠集四十万大军，构成口袋形的第五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但此时李德、博古却主张死拼硬打，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若照此办理，中央红军将与十倍于自己的优势敌军决战，可能导致全军覆灭。

　　在这非常危急的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果断提出放弃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多数领导人的赞同，对挽救红军和中央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毛泽东再次摆事实、讲道理，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进军的计划，否定了李德、博古坚持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贵州进军的正确战略方向和主张。随后，红军强渡天险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根据会议精神，在行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行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事实上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以后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遵义会议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功，是与毛泽东参加长征后的重大贡献密切相关的。

　　其一，长征初期，毛泽东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他不顾自己因患疟疾尚未康复身体，在长征途中对党内高级干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大多数领导者支持正确意见。他同王稼样、张闻天等同志分析了当时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挥错误，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使红军在遵义得到了12天的休整时间，在遵义重新轻装和整编，扔掉了原来笨重的行李，精简了庞大的军委纵队和后方机关，补充了战斗部队。这就保证了后来红军能机动灵活地适应各种局面。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红军在转战中灵活机动，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驰骋于川、黔、滇三省之间的广大地区，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生龙活虎，所向披靡，四渡赤水河，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敌军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招架不暇，被动挨打。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分，急调滇军增援"保驾"。毛泽东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一被调出，红军乘虚奔袭云南，又佯攻昆明，使敌人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备。这时，红军以一天走120里路的速度，又突然向北急进，摆脱敌军。5月上句，红军用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正当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天堑金沙江，继续胜利前进的时候，林彪却散布流言蜚语，埋怨毛泽东在川、黔、慎地区实行的战略战术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拖垮部队"，说毛泽东"指挥不行"，要"撤换领导"，并且还给中央写了信。红军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后，5月1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看了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严肃批评了林彪的错误。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在这个时候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是必要的。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证明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他还建议红军迅速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革命根据地。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理会议后，红军进入川西大凉山彝族地区。为了顺利通过这个地区，在红军出发前，毛泽东派先遣队调查了彝族的风俗习惯，并对红军干部战士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红军进入彝族地区时，毛泽东带头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纪律。刘伯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领先遣队广泛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还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执行歃血为盟。因此，使红军得到了彝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援，顺利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

　　接着，毛泽东领导红军向大渡河安顺场挺进。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险要渡口。蒋介石知道红军要到安顺场时，猖狂叫嚣"要使共军成为石达开第二"。根据万分紧急的敌情，毛泽东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研究后，在擦罗场急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出发，并且命令每人携带两根毛竹，准备在大渡河架设浮桥过河使用。毛泽东带头执行命令，自己带了四根毛竹，还帮助身负重伤的战士和炊事员背枪、背米，顶风冒雨夜行军。在行军途中，毛泽东还给干部战士讲了当年石达开在安顺场渡河未成，全军覆灭的故事。强调说："共产党人和红军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他号召大家战胜强渡大渡河的困难，使蒋介石和四川军阀要把红军消灭在安顺场的幻想破灭。

　　为了抢在敌军援兵的前头，粉碎敌人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毛泽东和军委决定提前夺取大渡河的另一险要渡口沪定桥。于是，红军先遣队以一昼夜走240里路的急行军，赶到沪定桥，以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冒着敌军的密集火力，攀着悬空的铁索桥，成功飞夺沪定桥，使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毛泽东率领部队翻越夹金山。这座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十分恶劣。当地群众把这座大雪山称作"神山"。毛泽东对干部战士风趣地说，"神山"不可怕，红军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去。他的话，给红军指战员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行军，毛泽东手拉木棍艰难地走着，坚持不骑马、不坐担架。有时警卫员想搀扶他一下，也被谢绝了。同志们劝他骑马，毛泽东微笑着说："马，首先应该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多有一个同志爬过这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啊!"6月中旬，红军越过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关于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南下川康边境或西进青海、新疆的退却逃跑主张。会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接连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仓德山等四座大雪山，于7月下旬到达四川毛儿盖地区。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具体阐明了到西北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并强调党中央对红军的领导和红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批评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还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说服教育。为此，中央政治局于8月召开毛儿盖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阐明红军应向挑河以东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的方针，与会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经大草地北上甘南。

　　过草地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红军，在毛儿盖等地筹备粮食，进行过草地的准备。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广泛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纪律，克服困难，用实际行动做了大量的感化工作，使藏族同胞不久就回来了。这时，毛泽东又指示干部战士积极帮助藏民收割成熟了的青稞麦子，组织革命政府等工作，毛泽东不仅指挥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与敌人作战，而且还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割麦、打麦，并从一二十里以外背着几十斤青稞麦子回来。毛泽东和红军指战员们的言行，使藏族人民深受感动，纷纷前来慰问红军，支援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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