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三）郁达夫的传记文学理论郁达夫有系统表述传记理论的文章《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等。他认为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人物传记写作已应该从传统史实的樊篱中解放出来，而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种类，即他所称的“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他对司马迁以后的中国传记文学作了尖锐的批评。通过对西方传记理论的介绍，也比较了中西传记，认为中国的旧传记所缺乏的是，像《约翰生传》那样“把一人一世的言行思想、性格风度，及其周围的环境，描写得极微极致”，像《维多利亚女王传》那样“以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他向中国读者竭力推荐西方传记名家，如普鲁塔克、鲍斯威尔、斯特拉齐、莫洛亚、路德维希等人的作品。他还指出：“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郁达夫对传记文学一直有强烈的兴趣，他曾在批评旧传记的基础上，概要地阐述了他理解中的新的传记文学的艺术特征：传记文学，本来是历史文学之一枝，中国自太史公（司马子长生于汉景帝时，当在西历纪元前154年前后）作《史记》后，才有列传的一体。释文传，传世也；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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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郁达夫的传记文学理论
郁达夫有系统表述传记理论的文章《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等。他认为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人物传记写作已应该从传统史实的樊篱中解放出来，而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种类，即他所称的“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他对司马迁以后的中国传记文学作了尖锐的批评。通过对西方传记理论的介绍，也比较了中西传记，认为中国的旧传记所缺乏的是，像《约翰生传》那样“把一人一世的言行思想、性格风度，及其周围的环境，描写得极微极致”，像《维多利亚女王传》那样“以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他向中国读者竭力推荐西方传记名家，如普鲁塔克、鲍斯威尔、斯特拉齐、莫洛亚、路德维希等人的作品。他还指出：“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
郁达夫对传记文学一直有强烈的兴趣，他曾在批评旧传记的基础上，概要地阐述了他理解中的新的传记文学的艺术特征：
传记文学，本来是历史文学之一枝，中国自太史公（司马子长生于汉景帝时，当在西历纪元前154年前后）作《史记》后，才有列传的一体。释文传，传世也；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所以中国的传记文学要求其始祖，只能推司马迁氏为嚆矢。其后沿这系统一直下来，经过了二千余年，中国的传记，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列传之类。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郁达夫的这段论述，很准确地概括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主要艺术品格，即既要写出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而且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将传主的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外在事迹与内心情感的变化同时抒写出来，做到全人格的袒露。这一点，在郁达夫的《日记文学》《再谈日记》两篇专论中仍有论述。郁达夫把日记文学的特点概述为真实性，“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不会说你在做小说，因为日记的目的，本来是在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为减轻你自己一个人的苦闷，或预防你一个人的私事被遗忘而写的”。这里，强调的依然是作家的全人格展示问题。
显然，由于作家的角色关系，当郁达夫在将人物传记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艺术范畴进行特征规定时，着眼点多侧重在传记的文学性上，而对传记文学所担负的史学使命及其作为一门文史结合学科而具有的独特史学特征则多有避让。在《什么是传记文学》这篇文章中，郁达夫甚至还说：“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于事实的详尽记载。”这明显地更多地强调了人物传记为文学的一面。但从当时那种要求传记写作从传统史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独立成一种全新的艺术种类的强烈愿望来看，对人物传记之文学性的看重，也许是合乎事物发展的必然逻辑的。
（四）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
在真正把人物传记写作当作“文学”的一个门类而进行切实研讨的中国现代学者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著名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了。
朱东润的传记文学观，受西方传记文学理论和创作的熏染较多。作为一个文学史工作者，朱东润对中国古代传记当有很深的研究。从1939年起，他又致力于探究西方，尤其是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特点。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当代传记，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传叙综论》。经过对中外传记文学的认真比较，他先后完成了《中国传叙文学底进展》《传叙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叙文学与人格》等论文和长达十余万字的专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这些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古代传记研究的空白。
同时，朱东润有感于中国传统传记观念的局限，以及确立新的传记文学范畴的迫切需要，开始对这一样式的理论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他说：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我开始对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上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棘荆的工作。
自此以后，朱东润将传记文学的研究与创作成了其毕生学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东润立足于今天中国的现实生活，通过对古代与国外的思想资料的全面把握和批判继承，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提出了现代传记文学诸原则，建筑起能适应国情的传记文学理论构架。具体表现在：
第一，传记文学是介于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史学和文学的结合）的一门独特的艺术样式。这一定位，一方面最先让传记文学从史学的附庸中解脱出来。他认为：“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朱东润在对传记写作于现代学术门类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界定时，已不再带有呼吁现代传记作为新的文学样式而出现重文轻史的情绪色彩，而是兼顾了传记文学分别担负的亦史学亦文学的使命，使我国现代传记文学在现代学术之林中，有更为恰切的位置。
第二，写作传记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刻画人物变动不居而又前后连贯的性格，并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及其内在逻辑予以深刻的再现。这一认识是传记文学前述认识的一种自然的延伸。既然传记写作在其所发挥的历史职能以外，还承担着文学的使命，而文学又是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的，那么，性格的塑造便显得十分重要。传记文学创作中塑造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关键在于刻画人物变动不居又前后一贯的性格。朱东润多次谈到中国传统传记写作的弊端之一，便是直奔史实而忽略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些传记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人物性格，亦多为平面的、僵滞的，常常是好人出世便是好人，坏人生来便是坏蛋，这样的传记是不可能有艺术感染力的。而要焕发传记文学的艺术生命，就应当也必须认识到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性格无一不是沿循一定的内在逻辑而时时变化的，并且将人物的性格的这种丰富性在作品中加以深刻的再现。
第三，从事人物传记的创作，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传记作者在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同时，又应该有强烈的历史感渗透其间。把历史的真实性作为传记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是已被一般人接受的事实，在真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之外，还要兼顾国家利益、民族情绪，这正是朱东润所置身其间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文化心态与人格。朱东润说：“我们之所以要在西方现代传记家所提出的‘真实、个性、艺术’之传记三要素之外，又加上了‘祖国’这一要素，因为我们深知自19世纪起，自己的祖国因为腐败因循，终于成为极衰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内战，历史上的光荣的时代几乎不再能发挥任何的光与热，人民的穷困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了。而在这个百年之内，志士仁人、爱国者、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经过反复的牺牲，终于找到一条光明的大道，还经过无穷的艰难、反复、动摇不定，才走到现在的时代；而现实也并非就能令大家人尽满意。历史有反复，但总的潮流是前进的。人类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求得人类的大同，但现在这一目标还无法达到；在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的时候，包括传记家在内的一切文艺家在其作品中不能不强调爱国主义。”“传记文学的精神是要充分写实，但在写实中还要抒情，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就是要抒发爱国之情。”这种认识与传统传记观念中的所谓“避讳”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建立在强烈历史责任感上的慎重选择，同时也是作为一代与祖国共命运的知识分子不能、也不可能摆脱的文化功利观的自然流露。
至此，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界定已昭示，尽管在具体概念的表述中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已获得人们的共识：传记文学不再仅是史学的附庸或旁枝，它是有其独自艺术特征与创作规律，且体现其独特价值的独立的艺术种类。这无疑表明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范畴界定的现代完成。

 

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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