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可参考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此书是一本完整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和《中国传记文学史》比较，它增添了清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末的内容。清代以前的部分，可以和《中国传记文学史》参照来看。近代以后的传记发展，则主要体现了在受西方影响以后的一些新变和发展。这里节录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建构”这一部分，主要是帮助了解一下现代传记大家关于传记的基本观点。“五四”以来的现代传记观念，是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熏染中诞生、成长的。进入20世纪，在中国较早接受外来影响的作家、学者中，开始有人对“传记”进行反思和新的学术审视。梁启超就是世纪初汇入潮流的知名人物。他提出了“以人为本位”的传记思想，并对人物传记的诸般形式、主要原则作了规定，给现代传记的创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毕竟囿于诸多原因，最终仍未脱旧史学的痕迹。其后，更有学者投身传记创作，探讨传记的理论建设，提出了种种传记理论的构想。比如孙毓棠，著有论文集《传记与文学》，其中就收有专谈传记的《论新传记》和《传记的真实性和方法》两文，较为完整地归纳了西方传记理论家当时最新的传记理论主张，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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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此书是一本完整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和《中国传记文学史》比较，它增添了清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末的内容。清代以前的部分，可以和《中国传记文学史》参照来看。近代以后的传记发展，则主要体现了在受西方影响以后的一些新变和发展。
这里节录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建构”这一部分，主要是帮助了解一下现代传记大家关于传记的基本观点。
“五四”以来的现代传记观念，是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熏染中诞生、成长的。进入20世纪，在中国较早接受外来影响的作家、学者中，开始有人对“传记”进行反思和新的学术审视。梁启超就是世纪初汇入潮流的知名人物。他提出了“以人为本位”的传记思想，并对人物传记的诸般形式、主要原则作了规定，给现代传记的创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毕竟囿于诸多原因，最终仍未脱旧史学的痕迹。其后，更有学者投身传记创作，探讨传记的理论建设，提出了种种传记理论的构想。
比如孙毓棠，著有论文集《传记与文学》，其中就收有专谈传记的《论新传记》和《传记的真实性和方法》两文，较为完整地归纳了西方传记理论家当时最新的传记理论主张，为中国现代传记作家提供了理论的借鉴，并为现代传记理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郭沫若则提出了传记文学创作的时代性，突出了传记在现代文学中的价值意义。一位名叫毕树棠的批评家，在评论文章《从文自传》中，也提出了他对传记文学的看法。尽管这一看法并不系统，但对现代传记的理论概括，可谓不无道理。兹录于后：
自传是一个人就他过去的生活作回忆的自述，是实事真意和挚情的自由表露，是人格和环境相磨擦的活动写照，要紧处全在一个真字，不过写法则各有不同。一个军人历经战场，一个政客饱尝世变，一个创业家一往努力，一个探险家遍临奇境……回头自述一番，都是动人的有趣文字。他们都是一出戏文里的主角，以坚强的意志实现个别的成功，他们对人生的态度是人世的主宰的创造的，事业的规模便是人格的表现，他们的自传是报告读者他这一出戏是怎样演的。文人的自传则有些不同，他是艺术家，他是所有戏文的观客，以灵慧的眼光和亲切的感情看进一切动相的真实，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是观察的体验的玩世的，灵魂的寄托便是人格的纯全，他的自传是报告读者那些戏他是怎样看的。一者是只认得自己的舞台，我只演我的戏，前人是怎样下场，后人又怎样登台，与我无涉。一者是世间处处都是戏，演不尽也看不尽，却是看一出便得一出。所以我们读文人的自传，不能存寻求模范和教训之心，只能采取些丰富的印象，只多能得些启示和发些深省，交接一个深彻的灵魂，认识一个新颖的人格，如此而已。
……这种“模范伟人”式的自传，由文人看来，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一样平凡，因为它所表现的是“超人”，而文人的自传则只是表现“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这里，论者以演者和观者，区别了两种自传的品格，突出了文人自传的“人”性，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认识。
然而，系统地提出现代传记理论且有所建树的，当数既提倡传记创作、又梳理理论的现代著名学者、作家──胡适、陈西滢、郁达夫和朱东润。
（一）胡适的现代传记观
胡适是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人。早在1914年9月23日，胡适就在一篇题为《传记文学》的日记中，就体例、特点等问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入手，探讨了中西传记的差异：
昨与人谈东西文体之异，至传记一门，而其差异益不可掩，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东方传记之体例（大概）：（一）其人生平事略。（二）一二小节，以写其人品（如《项羽传》‘垓下之围’项王悲歌起舞一节）。西方传记之体例：（一）家业。（二）时势。（三）教育（少时阅历）。（四）朋友。（五）一生之变迁。（六）著作、业绩。（七）琐事（无数，以详为贵）。（八）其人之影响。东方短传之佳处：（一）只此已足见其人格之一斑。（二）节省读者目力。西方长传之佳处：（一）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其进退之动力。（二）琐事多而详，读之如见其人，亲聆谈论。西方长传之短处：（一）太繁；只可供专家之研究，而不可为恒人之观览。（二）于生平琐事取裁无节，或失之滥。东方短传之短处：（一）太略。所择之小节数事不足见其真。（二）作传太易。作者大抵率尔操觚，不深知所传之人。史官一人须作传数百，安得有佳作？（三）所据多本官书，不足信。（四）传记大抵静而不动。何谓静而不动，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某事是也。
这短短三四百字的文字，胡适十分精要地比较了中西传记的差异和优异，目的是在于向国人展示中西方传记发展的不同侧重，从而使中国未来新体传记的创作能中西兼容、取长补短，开创一个新的传记时代。
通过对中西传记的研究，胡适认为，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这篇提倡传记文学的专论中，胡适阐释了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后来，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演时，对此作了补充：“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就顾忌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譬如，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替他写了一个传记。但是我把他的日记（据说印出来的日记已经删掉一部分）对照起来，才知道这本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
胡适的意思其实非常明确，他把“纪实写真”视作传记文学创作的原则与要求，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以实在的态度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少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这里，胡适对传记所提出的要求，与其说是史学的，倒不如说更是文学的。而且胡适认为写传记，“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其实就是文学的要素，加上“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以及不谀不诬，说老实话，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的全面要求。而“传记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显然代表着中国最早将传记置于独立的文学门类的一种认识趋向。
胡适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仅要“给史家做材料”，同时还要“给文学开出路”。因此，传记除了具备文学性以外，还必须具备它的史料性。胡适曾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这些人包括梁启超、陈独秀、林长民、蔡元培、高梦旦、熊希龄等，目的是想让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他在为沈宗瀚所作的《克难苦学记》作的序中，也表述了这一看法：“这本自传最大的贡献在于肯说老实话。写一个人，写一个农村家庭，写一个农村社会，写几个学堂，就都成了社会史料和社会学史料、经济史料、教育史料”。在《读叶天寥年谱》一文中，他指出：“此谱可算是好的自传。从中可以看到：（1）写明末士大夫的风气，很可供史料。（2）写明朝名士思想之陋，迷信之深皆有史料的功能”。也旨在强调传记的史料价值。即便是他自己写作传记，也遵循这一原则。比如写《四十自述》，原先是按文学方法去写，但最后又回到了史学的道路上。他认为，好的传记，既应具备形象、生动、传神的文学色彩，同时应该具备历史的真实性，为读者提供信史。
（二）陈西滢对传记的认识
陈西滢（1896—1970），又名陈源，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作家，著有《西滢闲话》等。陈西滢曾结合自己为孙中山先生立传的经历，阐述了他对于现代传记的认识。他说：“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得面孔板地，令人读了头痛。”陈西滢的论述，是把传记定义为历史与文学的结合物，传记作者既要熟悉历史，丰富详实地占有史料，同时也要擅长文学创作，能将本似枯燥的人物生平叙述得生动有趣，不致因“面孔板地”而令人读了之后头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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