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王子雍重庆指向文化有限公司《战略与管理》2000第03期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政治思想教育”。笔者在本文中借用这一说法时，将其范围延伸，从十年扩大到五十年，从政治思想教育扩大到整个教育体系，但结论保持不变。因为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听到了“素质教育”、“联合办学”等教育改革的脚步声。然而，教育的根本意义、目的、内容、方式这些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却未见到充分的探讨。而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全民族的共识，单凭“减轻学生的书包”恐怕不能支撑起我们民族的现代化，从而也恐怕不能减轻压在中国几代人心头的“富强自由”的梦想的压力。笔者试图抛砖引玉，以此拙文就教于方家。一、教育系统的双重功能中国文明成为古代世界诸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悠久文明，传统教育功不可没。截止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受崇敬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圣人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育思想；自宋明以来的“学校”教育制度，是传统社会最完备，最开放的教育制度。教育系统有两种社会功能，一种是显在的功能，一种是潜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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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雍　重庆指向文化有限公司
《战略与管理》2000第03期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政治思想教育”。笔者在本文中借用这一说法时，将其范围延伸，从十年扩大到五十年，从政治思想教育扩大到整个教育体系，但结论保持不变。因为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听到了“素质教育”、“联合办学”等教育改革的脚步声。然而，教育的根本意义、目的、内容、方式这些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却未见到充分的探讨。而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全民族的共识，单凭“减轻学生的书包”恐怕不能支撑起我们民族的现代化，从而也恐怕不能减轻压在中国几代人心头的“富强自由”的梦想的压力。笔者试图抛砖引玉，以此拙文就教于方家。
　
　　一、教育系统的双重功能
　
　　中国文明成为古代世界诸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悠久文明，传统教育功不可没。截止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受崇敬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圣人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育思想；自宋明以来的“学校”教育制度，是传统社会最完备，最开放的教育制度。
　　教育系统有两种社会功能，一种是显在的功能，一种是潜在的功能。首先，教育系统是目的性活动的场所。它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教育和培养，使其掌握生活技能以及社会规范，完成人的社会化和文化的再生产。中国传统教育普及层次的目的，是培养知书达礼、中规中矩的良民百姓的道德教育；提高层次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选拔国家统治集团的成员。
　　其次，教育系统又是生活世界中交往活动的中心。根据哈贝玛斯的理论，人们的交往行为与目的行为具有不同的但又是缺一不可的价值。有文化的（书院或私塾）教师是民间（仪礼、公益、民事调解等）活动最活跃的组织者，是社区的舆论领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校就是国人对国事进行批评监督的场所。汉代和宋代的太学，明代的书社，均在教育活动中隐含某种政治交往的功能。
　　当欧洲中世纪后期普遍建立大学和文艺复兴运动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在世界上落后。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着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奋起直追。1860年之后的九十年，教育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和火车头，是现代化成绩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这一时期对教育内容、目标和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新和改革。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心的“西学”取代了“中学”在教育上的传统统治地位；军国民教育取代了“忠君报国”，培养目标确定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国民（新民）；大中小学堂取代了书院和私塾。随着新式学堂取代私塾和旧学校，现代知识在中国的传布跨越了“先知者”“口吐真言”的幼稚时代，我们对现代知识的习得成为系统的、持续的，不可逆的。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兴建了一大批法政学堂，为施行宪政培养议员、法官和行政官员。科举废除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由与立法院、行政院平行的考试院主持文官、法官、外交官的资格考试。国立大学创立后，随即便开始了从大学校长、教授向部会首长级政务官的流动。
　　从康梁倡办京师大学堂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关注的不仅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育新思想、新政治的温床，是各式各样社会团体的策源地。学校具有监督和评议政府的特权，学校师生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集会游行结社等项自由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尊崇与呵护，以至于毛泽东曾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以乡学为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枢纽。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后，明确规定乡镇中心学校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其校长和教师依法兼任乡镇政府中的职务。国民党虽然想要党化教育，但遇到教育界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顽强抵制，一直没有完全如愿。
　　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体制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重建，50年来中国教育界受到四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以及后来的清查清理运动。在“文革”高潮时，毛泽东经反复考虑后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也就是说，文科大学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还在未定之天。这些政治运动使最优秀的人才惨遭摧残或者从教育系统中流失，使知识者的尊严和知识的价值遭到极大的贬低，更为严重的是，使知识传承和文化交流重新陷入零散的、地下的前现代形态。使中国教育大伤元气。一方面，教育领域从现代化的先行军变成了拖后腿的，不能够为各方面建设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当90年代前期中国各种市场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主题宣讲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90年代的思想论争，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探讨，都远离了校园，零散地飘零在民间社会。另一方面，教育系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性活动和功能几乎全面萎缩，沦落为听命于权力的一种简单工具，比如梁效，或者成为远离现实的“稻梁之谋”或者“纯学术”。
　　改革开放以来，在采取了恢复高考等一些“复旧”措施后，教育界一直以十七年“红线”自居，不管其他领域的改革如何风起云涌，体制改革进展迟缓，始终稳坐钓鱼台，“我自岿然不动”。近两年来，改革的风气刚刚吹进了教育界。但是，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做为“人的社会化和文化再生产”的场所，还是做为“交往活动的中心”，我们的教育体制远远不能适应转变中的中国，更不用说支撑起一个现代社会，因此教育系统只搞一点小修小补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二、经济升级与政治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许多中国人喜欢拿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作比较，并从中获得一种满足。不错，由于中国比印度的土地改革搞得彻底，比印度更早破除对计划统制的迷思，比印度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引资，中国五十年经济发展的总成绩好于印度。但是，如果拿教育来比较，中国人就很难有自豪感。不论是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是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和高等学历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中国都比不上印度。现在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考虑到近年来印度在计算机软件方面取得比中国更加骄人的成绩，不能不对中国今后能否在经济发展上继续领先打个问号。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经过五十年发展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如果不出现大的变乱，再过一二十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由于长期的失误，中国在教育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几乎没有缩小。美国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学毛入学率）早在1940年就达到16％，而根据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要到2010年才能达到15％，相差70多年。美国、俄国、韩国现在的大学毛入学率都已超过50％进入了普及阶段；而中国大陆1996年只有5.78％，尚处在精英阶段；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在世界各国和亚洲各国中，均有一半已超过15％的标准，进入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阶段。在这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两个大台阶。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数据，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经过几十年的“赶超”，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甚至不惜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只有通过开发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在人均指标上赶超发达国家。
　　三四十年前，中国依靠留美留欧留苏归国的专家学者为主制造出了“两弹一星”，使国人感到无比振奋。但是，1993年，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6.8人，人数既少，质量更差。培养不出第一流的科技人才，这只能表明教育的不尽人意。
　　1949年前后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自愿回国效力，而现在却有几十万留学生滞留海外，无意回桑梓服务。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高校简直成了国外著名高校研究生院的预备班。尖子人才留不住，回不来，与半个世纪前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接受教育最多的人反而缺乏对祖国的依恋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名校，不是在针对中国的产业界、公务人员和社会培养务实的人才，传授真正的知识，他们在学校所学与现实的中国社会实际完全脱节，实际上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以后面临的是两个选择：要么去国外深造，实现自己从小被培养起来的成为科学巨人的梦想；要么走上社会，从头学起，抛弃一切在学校里学得的知识甚至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在中国这样急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渴求着人才，而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分配却越来越难。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现代知识的传布仍然是在民间、在实践中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进行，说得尖刻一些，我们的大学教育，对这个民族是一种奢侈的浪费。当然，这不全是教育系统的责任。十多年前，国人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美国人对本国基础教育批评甚多，对东亚国家的基础教育则赞赏有加，那时还可以有一丝安慰：即便高等教育比不上你，基础教育总算不比你差。现在出国的人多了，对于国外的真实情况更加了解，就连这点自我安慰也无法保留了。就算中国孩子在幼儿园学的算术就足以应付美国小学一二年级的算术课，就算中国小学生多位数乘除法的演算能力为美国同龄人望尘莫及，那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难道有计算器不用非要笔算才叫聪明吗？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二年级小学生可以独立做“研究”项目，从图书馆借阅十几本相关图书后，分几个小标题写出好几页纸的“论文”；初一学生可以在独立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老鼠有决策能力吗？》、《音乐（古典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这样非常专业化的研究报告；令中国的大学本科生都会感到汗颜。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没问题的学生才是好学生，从中小学到大学培养的都是“贝多芬”（会背就能多得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当好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螺丝钉”，难以经受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激烈竞争的考验。中国至今制造不出自己品牌的高级轿车和干线民航客机，既是因为缺少具有创新意识的设计师、工程师，也是因为缺少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的合格技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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