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弄清“语文”这一名词的含义实为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我们基础语文教育的目的和方向。因此，本文力图阐明“语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具备的新内涵。 一、对“语文”传统观念的回溯 “语文”这个名词诞生的历史未谓久远，但作为生命的独立存在已走过了迢迢的岁月。事实上，它在中国早已产生和发展，滥觞于我国古代“小学”，至今已有三千年的漫长历史。它的定名产生于解放以后，有人提议将初中“国语”教材和高中“国文”教材各取一字，合为“语文”，这一提议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认可与赞同。以后，“语文”这一名目得到社会的承认，逐渐成为通俗的固定说法，然后，就是语文含义之争的聚讼纷纭。 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风尚下，“语文”的含义是什么?“语文”的教育功能是什么?对语文教育界在渐渐远去的一个世纪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如何评价?……这些问题已历史地提到了我们语文教育界的面前，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长期以来，人们对“语文”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念： 1、“语文”即“语言文字”： 这一观念的持有者以王力先生马首是瞻，王力先生是以“语言文字”来等价于“语文”的，他的这一观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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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清“语文”这一名词的含义实为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我们基础语文教育的目的和方向。因此，本文力图阐明“语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具备的新内涵。 

  一、对“语文”传统观念的回溯 

  “语文”这个名词诞生的历史未谓久远，但作为生命的独立存在已走过了迢迢的岁月。事实上，它在中国早已产生和发展，滥觞于我国古代“小学”，至今已有三千年的漫长历史。它的定名产生于解放以后，有人提议将初中“国语”教材和高中“国文”教材各取一字，合为“语文”，这一提议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认可与赞同。以后，“语文”这一名目得到社会的承认，逐渐成为通俗的固定说法，然后，就是语文含义之争的聚讼纷纭。

 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风尚下，“语文”的含义是什么?“语文”的教育功能是什么?对语文教育界在渐渐远去的一个世纪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如何评价?……这些问题已历史地提到了我们语文教育界的面前，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长期以来，人们对“语文”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念： 

1、“语文”即“语言文字”： 

  这一观念的持有者以王力先生马首是瞻，王力先生是以“语言文字”来等价于“语文”的，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的《中国语言学史·前言》中曾有过明确的说明。 

诚然，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不能不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但是，如果把“语文”狭隘地理解为“语言文字”，“必将缩小语文研究的领域，使之局限于解字、释语、析句和注疏、考证、校勘的微观研究，局限于个别语言现象和单篇言语作品的研究，局限于书面语的研究，局限于语文工具性的研究。”⑴ 

2、“语文”即“语言文学”： 

将“语文”界义为“语言文学”，一直是广泛流行的习以为常毋庸置疑的思想观念，否则，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名从何而来？而我们大多数语文教师恰恰是在书院的这种氛围和环境的熏染下走上讲坛的；同时，我们的中学曾经推行过汉语、文学的分科教学试验，它的失败不仅没有使语文教育界认识到“语文”的正确含义，反而让“语言文学”的幽灵游弋于大多数语文教师的脑中心上。可以说，语教众生里多数人正是将“语文”就是“语言文学”作为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样代代相袭。可是，“语文”的指涉范围绝非仅仅囿于“语言文学”，因为除却“文学”以外，尚有其它非文学性的文章包孕其间。我认为，“文学”的确是“语文”名目中的应有之意，但把“语文”定义为“语言文学”不仅是片面的，也是很令人怀疑的。 

 3、“语文”即“语言文章”： 

 这一观点的持有者以叶老为代表，他认为，“语文”的含义“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 ⑵ ；他还对“文章”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说“文章”是广义的，指“成篇之书面语” ⑶ 。也就是说，他认为“文章”既包含文学作品也包含非文学作品。 

 既然“语文”之名目的产生如前所述与名为叶老关系密切，且为叶老极力推许，想来依叶老解释必无大谬！可是，叶老的解释只是单纯地扩大了一点“语言文学”的指涉范围而已，同时，用这种“语文”观操作语文教学，也有有致命的隐疾：它过份地强化了语文的工具性，导致了我们的学生(包括笔者的学生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对传统、对传统文化、对文化传统的极度淡漠！ 

 4、“语文”是一个大火锅 

 以上三种理解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们都从某个特定的方面阐释了语文教育的内容和功能，但在语文教学的实践中正如前文所说，都无一例外地暴露出诸多的不足和缺陷。它们各自的服膺者在具体的操作中，都常常深感顾此失彼甚至是几败俱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语文教育界再次引发了对“语文”的广泛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在中庸和求全思想的祟弄下，语文教育界对三者合而为一，形成了这样一种语文教育观，认为语文教育是以语言为主轴，以语言、文章、文学知识的传授和读写听说能力的训练为两翼的教学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在语文教学中围绕“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字对学生进行诸方面的训练，以期培养学生综合语文能力和整体语文素质。可是，这种教学观念和教学思路支配下的语文教学又呈现出新的问题，那就是，在这种工序程式下的“产品”大多乏陈人文精神和文化气质，这是很令人悲哀和很可忧虑的事情。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过是做到一道“1+1+1=3”的简单的数学题。 

   二、“语文”内涵的再省视 

 任何词汇，其意义虽然具有一定的恒定性，但词义也往往会随不同民族的交往杂居、随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随社会时代的特定条件而具备新的涵义。在地球正日益成为一个小村落、国与国交往日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深刻影响的时代下、在“语言学”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世界性大背景下，“语文”的含义理应呈现新的生命势头，它不能不受上述诸种影响而及时变化，它不能不重新被给定新的意蕴。 

  从传统的“语文学”观念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以语言为载体，这个理解无可置疑的。语言学习，毫无疑问是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目的之一，而“语文”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一定的语言文本和言语材料的阅读教学，培养学生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的表述能力和运用语言正确判断、思维的能力，使学身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好地立足、生存、发展、与人交流，使学生在终生学习的旅程中拥有自我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利器。对于语文的这个功能，本文不打算用太多的篇幅阐发，下面，笔者着重论述“语文”教育中“文化”教育功能 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什么是语言呢？“随着语言科学在二十世纪获得的巨大进展，人们发现语言不是人类世界通用的工具，而是人们所认识的世界本身，因为人类所置身其中的世界乃是一个被语言描述，并且被语言所规范了的世界。” ⑷ 也就是说，语言从交往工具被提升到了存在本体的地位，它比以往在人们的思维里有了使用者更为鲜明的本民族的文化色彩和传统理念，因为它们本身作为一种存在，已承载着使用者对世界的认识及其价值、情感、道德和观念体系，成为了使用者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对这一点有更细微明确而整体深入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有关的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一点简要的介绍： 

 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发现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和区别。“索绪尔把记号(sign，这里指语言符码，笔者注)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是声音，即声学部分，他称之为‘能指’；另一种是思维，即概念部分，他称之为‘所指’。” ⑸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如把花扎成花环，作丧事之用，在这种情况下，“花环”就是一种“能指”，而“所指”就是“慰藉”；如果说在这一点上，即使在中西不同文化观之下，它的“能指”与“所指”也还存在着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的话，那么，让我们再看二个例子：“莲花”是一种“能指”，而“所指”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可能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情操”；“绿帽子”一词，在欧人看来，其所指不过是一种颜色特定的装饰品而已，但在汉民族的意识里，其所指不言而喻。通过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我想读者已对语言的文化底蕴和特征有了一定的认识：不同的语言，能指相同的词汇，其所指受不同的文化的影响大多有很大的不同。而语文的材料恰恰是由词汇构成。正如于漪老师指出，“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符号系统，而是一个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它与深厚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学习某种语言，离不开对这个语种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教授语言，也同样必须将其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视野之中。和世界上其它表音文字不同的是，汉语是一种表义文字系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具象思维习惯的基础上产生并逐步巩固发展起来的，其间渗透润着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情思和心理基因。 

 1932年，国民党政府审定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规定：“使学生从本国的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规定：“使学生能够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培强其民族意识” ⑹ 。虽然当时称“国文”，但行使的职责无疑等同于今日之“语文”，这不过是名称的不同而已。尽管这两个“课程标准”制定是出于当时政府的政治目的，企图对学生进行政治说教以维护其反动统治；更为可笑的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中学语文教材逐渐蜕变为一些所谓“大人物”们政治言论的语录集，成为单纯的政治说教工具。但客观地说，它强调的“民族意识”在当时民族处境之下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同时，它重视语文工具与传播文化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对语文学科本质认识的较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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