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临汾一中 秦 梦 早在先秦时期，众多哲人就开始了对主体人的思考，他们以“什么是人”为命题，产生了中国古代最初的人学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的仁学，即所谓的“人者，仁也”，“仁者，爱人”。这种思想其实更多的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即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爱民如子。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在于“忠”与“孝”，即忠于统治者，孝敬长辈。所谓君让臣死，不死不忠；父让子亡，不亡不孝。在接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思想经过了许多人的阐释与发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纲常伦理为中心的人学观念。不难想象，以此观念为宗旨的教育强调权威，强调统一，强调循规蹈矩；反对异端，反对发现，反对别出心裁；重在培植共性而非个性，重在养成奴性而非天性。 与西方相比较，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主体独立性和创造性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而主体的依赖性和顺从性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应该被现代教育所抛弃的糟粕。 基础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独生子女问题。他们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依赖性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又没有接受到真正的主体意识的教育和培养，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权利、义务、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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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一中  秦 梦  

早在先秦时期，众多哲人就开始了对主体人的思考，他们以“什么是人”为命题，产生了中国古代最初的人学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的仁学，即所谓的“人者，仁也”，“仁者，爱人”。这种思想其实更多的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即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爱民如子。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在于“忠”与“孝”，即忠于统治者，孝敬长辈。所谓君让臣死，不死不忠；父让子亡，不亡不孝。在接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思想经过了许多人的阐释与发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纲常伦理为中心的人学观念。不难想象，以此观念为宗旨的教育强调权威，强调统一，强调循规蹈矩；反对异端，反对发现，反对别出心裁；重在培植共性而非个性，重在养成奴性而非天性。 



与西方相比较，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主体独立性和创造性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而主体的依赖性和顺从性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应该被现代教育所抛弃的糟粕。 



基础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独生子女问题。他们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依赖性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又没有接受到真正的主体意识的教育和培养，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尊严，又缺乏必要的自信、自尊和自强，而是畸形发展，产生了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大、自负和自私。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与主体性特征差别不大的特征，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虚幻的、非现实的皇权意识。 



作为一个教师，我们有责任唤醒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引导他们走出唯我独尊的个体心理怪圈，让他们的创造力在激情中飞飏。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谈一下我就以上问题所做的粗浅尝试，供诸位参考。 



一、唤醒主体意识，实现主体精神 



在以教师为主体的观念中，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他们听课只是在配合教师的教学，写作业只是在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根本没有丝毫的个性和主体意识。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现状，我在高一学生的第一节语文课上，就大胆提出了一个人人敏感，人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评价《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涉及到的两个人物：杨荫榆和章士钊。 



在文中，他们都是鲁迅的论敌，过去的教学中，一般都把他们作为反面人物来处理。我为学生补充了下面的资料： 



杨荫榆在女师大风潮之后被撤职，南下无锡，仍然从事教育工作。旅居苏州时，目睹日军侵华暴行，凭着自己的声望，多次仗义执言，救助无辜百姓，并亲自前往日军司令部交涉，后来被日军残酷杀害。 



章士钊早年因参加反清革命而被清政府通缉，流亡国外。1920年，应毛泽东请求，章士钊向社会各界名流募捐两万银元资助赴欧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一部分用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经费。1946年，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章士钊看到蒋介石缺乏诚意，毛泽东在重庆凶多吉少，于是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提醒毛泽东马上离开重庆。 



根据以上资料，我引导学生运用辩证法，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学生们通过自己思考，终于能够指出，杨荫榆是一个一心一意办教育的教育家，她反对学生游行请愿，是希望学生好好读书，并不代表她同反动政府站在一起。她能够挺身而出，英勇就义，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更加值得我们尊重。 



雇用男女流氓殴打学生，似乎不应该是有正义感的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做法，况且作为一个教育总长，完全没有必要做如此具体的安排，更大的可能是下面的具体办事人员采取了极端做法，却让章士钊背了骂名。 



这样，就避免了学生生吞活剥地接受课本，将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的思考问题，在接下来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让我喜出望外。 



学习《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的时候，我让学生谈对苏轼的评价，他们没有从“人生如梦”词句中简单的得出他消极厌世的结论，而是根据自己找到的有关资料，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剑龙说，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屡失意，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论诗词歌赋还是琴棋书画都独步古今，这正是苏轼之所以成为苏轼的原因。贾珅进一步说：正是乌台诗案和黄州被贬这些政治上的失意，才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直接影响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功。郭媛媛则说，古人对人生价值大小的衡量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而把文学艺术只看作是一种末技，这才是导致苏轼产生“人生如梦”感慨的真正原因。乔华在支持了郭媛媛的看法后，又补充说：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不在于他已经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最想做什么。我对他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建议他们为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寻找证据，形成小论文，于是，四篇优秀习作诞生了，并作为专栏同时刊登在我校的校报上。这样做，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学生的主体性被有效的激发了出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教师不代表权威，教科书不是学生的全部世界 



在传统教学中，师道尊严是其主要内核，教师说什么，学生信什么；教科书上怎样说，教师就怎样教。教科书成了学生的全部世界，教师成了权威的象征。 



现代教学应该坚决摒弃这种不合理的成分，在师生之间构筑起一座平等和谐民主的桥梁。我非常感谢我的学生，他们指出了我的两处语言失误（抛砖引玉、不知所云两个成语的运用），首先说明他们已经树立了知识才是权威的观念，其次也督促我们教师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学习，少出错误。 



在学习《荷塘月色》时，我让学生在自读的基础上先谈一谈对文章的最初印象。学生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不喜欢这篇散文。原因有二，一是作品太女气，二是作者色迷迷的。这样的回答自然引起了哄堂大笑，也引起了我的沉思：除了时代的阻隔、学生们相关知识的匮乏、理解力下降之外，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学生所能接触到的文字日益呈现出多元化态势，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直接导致他们审美趣味的变异和欣赏水平的下降，他们更多的欣赏韩寒、痞子蔡、珍妮宝贝，而不是名家名作。但在为他们悲哀的同时，也应该为他们高兴。因为我看到，学生们敢于质疑名家，提出自己的看法，正是他们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只要适当引导，他们的错误理解很快就会得到扭转。（女气：月色下的荷塘，荷塘上的月色本身就是柔美的景色，不适合用阳刚之美表现，用阴柔之美表现才贴切，此所谓“女气”；色迷迷：主要是学生注意了文中描写荷花“如刚出浴的美人”一句，认为有se情意味。这是学生忽略了比喻的作用，单纯注意了喻体，而忽视了本体，没有意识到这个比喻对于突出荷花洁净、美丽、柔媚的作用。过去的课文中删掉了这一句，就是因为有类似的担心，后来恢复了作品原貌，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对此有一个正确认识，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等于忽视了教材审定委员会诸位专家的良苦用心） 



古人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待教材也一样，首先要学习，要钻研，在此基础上当然也要学会质疑，但应该言之有据，既不能盲目相信，过分依赖，也不能怀疑一切，把无知当创新。在正视自身的问题上，我一贯认为：教师的权威是靠知识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靠威严来维护的。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以广见闻，并且在人格上与学生平等相处，在知识上、做人上尽量帮助他们，这才是我们每一个教师应该做，也必须去做好的事情。 



三、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教师强于学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如果学生永远没能超过自己的老师，这便是社会的悲哀，人类的悲哀，所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十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学生比我强。“９１１”事件之后，我让学生写习作，发表对此事的看法，虽然有一些学生认为事件的发生是美国强权外交政治带来的直接恶果，但更多的学生认为：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身必须强大起来。我们不应该从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出发，面对许多无辜的死难者拍手称快，因为没有谁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他们这些冷静、客观、人道主义的分析和评价完全是出自自己自觉思考的结果。



当我们学习了《内蒙访古》，讨论王昭君其人其事时，学生的精彩辩论完全超越了一个语文老师的思维范围：



１、王昭君的和亲出于自愿，表现了她的气节和境界。



２、王昭君不是自愿远嫁，也谈不上什么思想境界，只是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汉蒙和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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