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__________________学术界多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鲁迅塑造了一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狂人”的形象。本文认为，“狂人”形象丰富复杂、蕴藉深厚毋庸置疑。但这个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原来与制度、文化格格不入的反对者驯服为其忠顺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露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制度与文化体系的根深蒂固与顽强，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成为经典之作，研讨评析《狂人日记》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的今天，再来“重读”它，还有什么新意吗？答案是肯定的。在上个世纪，人们多认为《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罪恶”，是“一篇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宣言书”，是“第一声伟大的‘呐喊’”。①这个结论毋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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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多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鲁迅塑造了一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狂人”的形象。本文认为，“狂人”形象丰富复杂、蕴藉深厚毋庸置疑。但这个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原来与制度、文化格格不入的反对者驯服为其忠顺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露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制度与文化体系的根深蒂固与顽强，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成为经典之作，研讨评析《狂人日记》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的今天，再来“重读”它，还有什么新意吗？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个世纪，人们多认为《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罪恶”，是“一篇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宣言书”，是“第一声伟大的‘呐喊’”。①这个结论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学者与读者都认为《狂人日记》深刻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通过对“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这也属于不容争辩的艺术真实。问题在于，“狂人”形象的特质究竟何在？鲁迅到底如何通过这个形象来反封建制度及其整个文化体系的？
一
“狂人”在未“狂”之前是个什么形象，抑或说他的表现如何？《日记》没有直接记录。读者只能从他致狂发病时，对自身“迫害妄想”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中，推导出一个具有强烈反传统思想的知识分子，曾经存在过的对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整个思想文化体系的思考与反叛的轨迹。关于这一点，专家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作品是通过“狂人”的感觉与心态描摹，采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交融的艺术创作手法，表现了“狂人”未“狂”前对于自己充满杀机的生存空间，现实生活中普遍的“人吃人”现象，历史传统中“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记述，并将此提升到精神文化的层面上，作过反反复复的痛苦的思考。在迷狂状态中，他考问反省自己，猛然觉察到自己也并非出污泥而不染，“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狂人”在已狂的迷乱中折射着某些未“狂”前的思考，从—个特定的角度，反思了全民族源远流长的“四千年吃人履历”，意识到宗法制度的正统文化满本满篇都在教诲“吃人”；彻悟到“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充当着“吃人”和“被吃”的角色，若想正视现实改过自新，即刻就会被“大哥”一类主宰家庭统治社会的权威人物所制裁，更会遭到赵贵翁、古久先生、陈老五、老中医、青年人、打孩子的女人、甚至“给绅士掌过嘴”、被“衙役占了他妻子”、“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等等普通国民的憎恨反对。他渴望民族吃人的历史不再延续，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们不再吃人与被吃，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这是一种孤独的热切的战叫，正是在上述充满个性特色人格魅力的基础上，“狂人”未狂之前就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的所谓仁义道德、纲常名教、家族制度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前所未有的揭露与批判。“狂人”这种对于全民族“吃人”履历的反思，无疑折射出鲁迅本人在五四前夜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糟粕的否定，折射出他对“吃人”的恶习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流传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与自省的光芒。而“救救孩子”的呼喊尽管孤独而又空泛，但毕竟呐喊出了一位思想界斗士的满腔悲愤与对于未来的向往!就这层意义上说，“狂人”是一位以狂乱的曲笔写成的反封建的战士，“救救孩子”是振聋发聩的“呐喊”，的确当之无愧。鲁迅在《狂人日记》发表后在与许寿裳谈及其意义与影响时，不无自豪地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②因为这种“发现”对于民族的觉醒关系甚大，呐喊就不能仅此一声；正因为这种省悟当时同知者寥寥无几；呐喊更不能就此打住!所以，“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③，据此，将“狂人”誉为五四新文学人物长廊里第一位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形象是绝不为过的。
二
在充分肯定“狂人”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激烈的批判的同时，我们亦无须过分地拔高他的“彻底”与“不妥协”性。恰恰相反，今天深入研究“狂人”这个形象，我们倒应该注意剖析他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从而发掘这个形象更深沉的内涵与意蕴。
实际上，提醒广大读者要对“狂人”的形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首在鲁迅先生本人。
1919年，鲁迅在同朋友谈起《狂人日记》时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④
1922年，鲁迅在回忆做小说的缘起时，将《狂人日记》比喻为“铁屋子中的呐喊”，并且清楚地复述了他本人曾有的疑问：“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衰。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⑤
1927年，鲁迅在回顾“狂人”这个艺术形象时，他感慨道：“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⑥
这些既可以看作为鲁迅这位大思想家的虚怀若谷，然而亦未尝不是肺腑之言。
就“狂人”的思维来论他发病前对于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对于封建文化体系弊害的解剖与思考，应该确认它前所未有的猛烈与深刻；所谓“吃人”的“发现”也的确是富有象征意味的精深之见。套用青年学者摩罗的话来说，在“狂人”这个形象的内涵上，几乎集中了中国悠久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衰亡过程中，能够被敏感的思想家所感受到的全部信息与精神痛苦。“狂人”留给这个精神世界的启迪，主要是人格意义上的警示：在国民都习惯成自然地放弃自我尊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却有一位“狂人”冲天呐喊，让思想从几千年无形而又坚固的牢笼中突决而出，高张反叛的大旗，这个意义绝非止于对家族制度与礼教的挑战⑦。近一个世纪来，我们对“狂人”评价的盲点或误区，其主要原因盖在于对其形象内涵的观照与发掘缺乏“准星”所致。
近年来，有些鲁迅研究学者通过追本溯源，得出从鲁迅26岁写作《文化偏至论》，提出“立人”的思想观点，到鲁迅37岁写作的《狂人日记》谴责“吃人”文化，呼吁“真的人”时代的诞生，这里所谓“人”的思想与概念，都是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文化体系中提炼出来的伦理价值观念⑧。这个论断，大致不错。这在作者鲁迅本人也曾在后来回忆起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的五四新小说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年3月2日）》等文章中，对这种借鉴予以确认。但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鲁迅的这种借鉴，显然属于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非照抄照搬，由于作品的大背景始终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统对于国民的迫害与毒害；国民普遍丧失了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甚至将维护自己人格和思维权利者视为异类，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帮凶参与宰割自己的同胞，这就充分暴露了民族精神的弊端和国民的劣根性。因此“狂人”这个形象，分明是饱含中国近现代之交思想家特色的艺术形象。
现在，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一番“狂人”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
首先，“狂人”未“狂”前，绝不是一位心理素质坚实完备的思想家。诚然，以一个曾经力图维护自已的人格尊严与独立思考权利的思想家与历史悠久毒素深远的传统文化系统相对抗，彼此实力是不成比例的。个人向全社会全民族作精神抗争，绝无取胜的可能。然而，心理素质坚实完备的战士，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至于因制度的禁锢与迫害而致狂。鲁迅将“狂人”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精细，其效应，一方面在于对制度及其文化黑暗与顽强的揭露；另一方面在于他对“狂人”不堪重压的软弱心理的批评。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孙中山、徐锡麟、黄兴、秋瑾、邹容等人，哪一个不是一息尚存，奋战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民族英雄呢？哪一个不是毕生坚持着坚定不移的斗志和清醒强悍的心态呢？
其次，“狂人”企图劝转“吃人”者改正“吃人”恶习，既希望强势者不再吃人，也希望弱势者不再互吃。这显然是幼稚的想法和妥协的行为。曾经有人指“狂人”这种幼稚与妥协，系“五四”时期鲁迅的“和平进化”的思想缺陷所致⑨。其实，鲁迅在写“狂人”劝转言行恳挚激切的同时，也写了“狂人”劝转言行的无效与失败。因此，狂人的劝转言行并不是“鲁迅当年的思想见解”⑩，而恰恰是鲁迅对于“和平进化”这种曾经有过的思想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时期的重新思考严厉解剖与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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