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再次，“狂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统挑战的第一个形象，非常曲折地折射了他力抗强大传统势力的自由意志与人格力量。其批判之力度，揭露之深刻，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誉为“前无古人”，但这里终究没有形成一个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终究不属于任何一种学说的原创者。当他无比痛恨黑暗否定现实时，他却没有能力展示一条走向将来的切实的途径，描绘一幅召唤未来的新美的画卷。难怪几年之后鲁迅反思《狂人日记》，自然会感到“救救孩子”式的呐喊之“空空洞洞”了。最后，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乃是“狂人”身体复原后的“赴某地候补”。由激烈地反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开始，中经被迫害致狂，留下“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二册”，最后病愈做官去了。狂人通过他的人生三部曲，走向了他的归宿，委屈求全，抛弃致狂前的思想立场和原则。这个关键问题往往被许多论者所回避，其实《狂人日记》的“忧愤深广”恰恰最终寄寓在这里。中国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与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奴才的。而奴才最佳的“德行”是服从，无条件的服从。除了天子——皇帝之外，要“吃”别人，恐怕同时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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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狂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统挑战的第一个形象，非常曲折地折射了他力抗强大传统势力的自由意志与人格力量。其批判之力度，揭露之深刻，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誉为“前无古人”，但这里终究没有形成一个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终究不属于任何一种学说的原创者。当他无比痛恨黑暗否定现实时，他却没有能力展示一条走向将来的切实的途径，描绘一幅召唤未来的新美的画卷。难怪几年之后鲁迅反思《狂人日记》，自然会感到“救救孩子”式的呐喊之“空空洞洞”了。
最后，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乃是“狂人”身体复原后的“赴某地候补”。由激烈地反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开始，中经被迫害致狂，留下“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二册”，最后病愈做官去了。狂人通过他的人生三部曲，走向了他的归宿，委屈求全，抛弃致狂前的思想立场和原则。这个关键问题往往被许多论者所回避，其实《狂人日记》的“忧愤深广”恰恰最终寄寓在这里。中国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与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奴才的。而奴才最佳的“德行”是服从，无条件的服从。除了天子——皇帝之外，要“吃”别人，恐怕同时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吃”。但宗法制的核心乃是等级制，一级制驭一级，最低等的奴才也可凌驾在他的老婆及儿子（候补奴才）之上。久而久之，人人麻木不仁，安于现状。即使看透了现实制度与文化弊端的正直善良明智者，也对这种铁屋子中的严密得没有一点漏洞的等级制无可奈何。思想文化史上敢于反抗这种等级制的志士仁人并不少，但鲜有坚持到底取得成功者。这在鲁迅1925年发表的《灯下漫笔》中，作过极为精辟的分析。推翻这种吃人的制度，荡涤维护这种制度的思想观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思想观念的改革，其艰难非物质建设可比拟。因此，治愈“狂病”之后的“狂人”，若要求得肉体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彻底放弃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权利，否则就得重新回复到狂态中去，“灵”与“肉”二者必选其一。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对于其子民来说，不是用软刀镂空他的脑袋，塞进绝对服从的奴才观念；就是用钢刀切下他脑袋，使其无从反叛。鲁迅为“狂人”安排了归顺做官这个结局，实在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倘若读者从“救救孩子”那既悲切又空洞的“呐喊”，联想到“狂人”愈后默默无闻地就范做官，你就可以感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扭曲改革者人性，毒化他们灵魂的顽强而又可怕的力量，就可以看到极大多数尚无原创的强大的思想学说体系的改革者可悲的下场，同时你一定会慑服于鲁迅五四新文化开山之作深沉的洞察力。鲁迅以后收在《呐喊》中的小说名篇中的悲剧形象，孔乙己、华小栓、夏瑜、阿Q等，乃是从这个“狂人”生发开去的。特别是《药》中的华小栓、夏瑜，不正是“狂人”要救援的“孩子”吗？不正是一个死于软刀一个死于钢刀的悲剧形象吗？华小栓与夏瑜，合其两姓，岂非华夏吗？救救孩子，不正是救救“华夏”，救救中华吗？鲁迅在自述《呐喊》14篇小说创作原旨时说过两点：其一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B11）。其二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B12）这第一点，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特定背景可以理解。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首先发难，用白话文宣扬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宣扬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志士仁人为之推波助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创作出足以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以至旧文化相匹敌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五四新文学作了开山，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实绩，其后他一系列的小说与杂文创作，引起了全社会的轩然大波，响应者此伏彼起。因此《狂人日记》完全可以被称为五四新文学由舆论宣传转变为实绩创造的标志。这第二点讲的暴露病根，催人疗治，历来都被学术界理论界认为是暴露旧社会黑暗统治的“病根”。笔者认为阅读鲁迅的任何作品，其认识仅止于先生不遗余力地攻击旧社会，这还是不够的。我们的认识理所当然要深化到先生对于国民劣根性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解剖的层面。勇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没有丝毫使旧社会与之妥协，彼此“友好相处”的办法；但旧社会及其制度与文化却有无数使大呼猛进的改革者与其妥协向其投降的妙法良策。不对自己的劣根性加以疗救，不着力于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将孤军奋战的劣势转化为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共同战斗的强势，胜利绝对不会轻易来临，即有暂时的“胜利”，也会很快丧失。“狂人的”由轰轰烈烈的“狂态”到规行矩步的“官态”，由“壮剧”演变为“悲剧”，乃是鲁迅为五四新文学提供的一个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悲剧形象。彻底地不妥协的反封建战土鲁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们，提供了一个曾经战斗过但最终归于失败妥协的悲剧形象，为全民族提供了一个艺术借鉴。它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警示意义，近一个世纪来，不仅没有消褪，反而在人们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不断鞭策他们着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尽可能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随现代化前进，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自觉抵制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奴才文化的遗毒对自己的腐蚀。
三
说到文学的传承，艺术的借鉴，鲁迅坦承自己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B13）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在前，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后，且二者都是“叫喊和反抗”之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向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吸取养料，借鉴经验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但是，鲁迅又明确指出：“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B14）
鲁迅为什么这么直率地指出自己的《狂人日记》比前辈大师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呢？自然，这不是狂妄，而是客观的事实：
第一，果戈理的包普里希钦是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受到极度压抑，才感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起而诅咒上流社会的“大人物”的，他并没有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来思考问题。与包普里希钦相比，鲁迅笔下的“狂人”，出身于地主豪绅家族，只要他安分守己，安于现状，他是不会感受到包普里希钦式的经济政治上的压抑的。如前所述，鲁迅笔下的“狂人”，处在一个足以锦衣玉食的豪绅家庭，却清醒地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通过家族制度及礼教来摧残人性吞噬灵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孤身一人地向几千年来的旧传统挑战质疑，以弱势抗衡极其顽强的制度与维护制度的文化体系。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狂人”形象，前者是无从同后者相比的。
第二，纵览果戈理描写的一系列“小人物”，其悲惨的命运几乎都是作了俄国官僚制度的牺牲品。而且，他们微弱的反抗，都是孤立无援与畸形的。《狂人日记》中的包普里希钦，《外套》里的巴施马奇金，所希求的也不外乎是改变他们受侮辱受损害的生活，争取提升到上流社会中去成为“上等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勇敢地挑战有着几千年履历的整个“吃人”的制度，挑战这个制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体内容，并进而挑战它的核心——等级制。鲁迅笔下的狂人，没有包普里希钦那种可怜的“提升”的欲望，没有爬到“吃人”高层那种追求，他痛恨“吃人”的人，希望能劝转他“大哥”一类人改恶从善，他期望建立一个没有“人吃人”现象的世界。从两个“狂人”的反抗的内容与理想的追求的比较来看，前者与后者也绝不能相提并论!
第三，果戈理的包普里希钦与鲁迅的狂人的反抗虽然都是孤立无援的，但包普里希钦仅仅是为了自身地位的改善与提升，因此他不可能与广大被压迫者的命运联系在—起。而鲁迅笔下“狂人”的反抗，是直接从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灭绝人性禁锢思想的弊端出发的。他已经开始注视到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疾苦，痛苦于他们麻木不仁习以为常的劣根性。因此，前者因脱离民众而失败，后者则因民众不理解不支持他的合理而又超常的思维遭致失败，前者是落伍者，后者是先驱者，二者岂可同日而语？
第四，果戈理对于包普里希钦与鲁迅对于“狂人的”态度不同。果戈里对于包普里希钦这类“小人物”是充满着同情的，这当然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但他对包普里希钦的必然发狂必然毁灭的原因挖掘不够，对于包普里希钦的鼠目寸光脱离民众更是批评不够。尽管哀其不幸，却没有怒其不争。因此果戈理的狂人悲剧形象自然缺乏更深的思想内涵。鲁迅笔下的“狂人”思想内涵之深，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域中，即使是世界近现代文学中都是少见的。鲁迅笔下的“狂人”之悲，真正在于他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自由地思想，独立的人格。“狂人”未狂前本来是一个为争取这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而力抗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的精神界的战土，被迫害致狂当然是悲剧。但“狂人”在狂态中还残存着精神界战士特有的思维，这种狂态思维仍然不失其自由的成份。最可悲的是，“狂人”狂病愈后，就范做官去了，彻底背弃了自己曾经全力为之奋斗的自由，躬行自己先前反对过的一切，将自己的良知与灵魂交给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永远堕入了失败与悔恨的黑暗深渊，从此变成一具行尸一块走肉，这是何等深切的悲剧啊！如果从鲁迅作品中找出“狂人”的同类来，他最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狂人”与魏连殳在艺术上存在着最亲密的血缘关系。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思想文化，是源远流长顽固不化的，改革志士绝对没有使它有丝毫改善的可能性，倒是它有千万条软硬妙策可以使改革者屈服。鲁迅着眼于此，为改革者们发出了无比悲愤的呐喊，一方面使他们不惮于前驱，一方面让他们照“狂人”这面镜子以自鉴。鲁迅说自己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要“忧愤深广”，其蕴含的严于解剖民族严于解剖自身劣根性的深旨，盖在于此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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