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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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生平
　　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补充资料
1、杜甫是个老乞丐
　 古今中外，文人当乞丐并不鲜见。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1925年11月7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万提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堂吉诃德》那样的作品了。”为此，鲁迅两兄弟打起了笔墨仗。鲁迅在其《不是信》中说陈西滢是“道听途说”；周作人《塞文狄斯》中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是有趣，不禁发了一点考据癖的痴”，最终得出结论：“他的窘况确是历历如见，但似乎他那悬鹑百结的真相却终于没有人亲见，——自然他的亲戚朋友是看见的，不过不曾见诸记录。”
　　不管人家塞万提斯是否真的当过乞丐，杜甫当乞丐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唐冯贽《云仙杂记•惠一丝两丝》引《浣花旅地志》记曰：“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悯，惠我一丝两丝。’”《云仙杂记》是本小书，作者也名不见经传。它的真实性，我们从杜甫一生坎坷的经历可以看出来。
杜甫起初在长安的几年，由于得不到任用，后来加之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生活陷于困顿，他有个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但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作《示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杳，且复寻诸孙。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心境的表露。　　
当然也不乏好友相助。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其实从那时起，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其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便是他这段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还不觉得，倒是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送了一个头上装饰品过来。
　　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镇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慕杜甫之名，举荐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就是这样来的。朋友尹裴冕还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风景不错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茅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65年，严武病故后一个月，杜甫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文苑本传》：“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有九。”大致情况是，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当地县令用小船将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杜甫过着近似于乞丐生活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时运不济。那今天的俗话说，就是有些背时。杜甫年轻时，不大求上进，《唐才子传》说他“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公元747年，风流天子唐玄宗诏令天下才子到京师就选，颇有些诗名的三十五岁的杜甫才兴冲冲地前往应试。然而，天不遂愿，据说是奸相李林甫害怕贤才入选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从中作梗，搅了局，致使无一人及第，反而上表祝贺皇帝，说是“野无遗贤”。而就在此时，杜甫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的父亲杜闲去世，断绝了生活的来源，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食于朋友处。这段贫困的羁旅，被他自己写进了一首题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也是杜甫当乞丐的开始。尽管长安的日子苦是苦了些，但他依然舍不得放弃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不断向权贵投诗，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和任用。公元751年，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受到赞许，却命其待制集贤院，结果一等就是整整四年，最终还是没了下文。好不容易当了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以为自己从此就要飞黄腾达了，不料仅仅一月之后，安禄山造反，打乱了他的计划。保命要紧，大家一窝蜂地逃出了长安。公元757年，郭子仪率兵收复了京师，杜甫随唐肃宗及其百官回到了长安。这一阶段，他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可他不知明哲保身，偏偏要替在平乱期间老打败仗的宰相房绾说好话(因为房绾在平日里对他很关照)，遂得罪了唐肃宗。公元758年5月，杜甫被降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之类的小事，以后就再也没爬上去过。
　　二是性格“褊躁傲诞”。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自其爷爷杜审言，即“褊躁傲诞”。《唐才子传 •杜审言》也说他“恃高才，傲世见疾”。杜审言是进士，也是诗人，还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大言不惭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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