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而小说结尾，他们也正是坐在船上，进行着流水般的对话。谁说汪曾祺的小说只有“生活流”般的结构？《受戒》的开头和结尾，恰好是一个精心到毫无痕迹的结构，就像水本身没有“结构”，但流到方池里就变成方的，流到圆池里就成了圆的那么自然。3、关于小说结尾小说结尾这段文字用王国维先生的话来说，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有人说是描写明子与小英子之间的“性ai”。即使如此，少男少女之间的性，也是情的成份居多。如果只限于作“性”的理解，就局限了这段文字优美的意象。这优美有梦的特点、理想的色彩。这理想到底是什么？当然不止于性。自由自在、不受拘束、顺性自然、勤劳善良……，都是理想生活的色彩。这段文字只是梦的高潮，而前面所有的描写都是不可或缺的铺垫。然而，这却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梦。因此，尽管通篇都写欢乐，经结尾处这一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我们却感受到《受戒》与《边城》结尾翠翠与傩送二佬没有结局的爱情同出一辙的哀婉。六、《受戒》相关评论1、作者的话我因为是长子，常在法事的开头和当中被叫去磕头；法事完了，在他们脱下袈裟，互道辛苦之后（头一次听见他们互相道“辛苦”，我颇为感动，原来和尚之间也很讲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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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说结尾，他们也正是坐在船上，进行着流水般的对话。谁说汪曾祺的小说只有“生活流”般的结构？《受戒》的开头和结尾，恰好是一个精心到毫无痕迹的结构，就像水本身没有“结构”，但流到方池里就变成方的，流到圆池里就成了圆的那么自然。
3、关于小说结尾
小说结尾这段文字用王国维先生的话来说，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有人说是描写明子与小英子之间的“性ai”。即使如此，少男少女之间的性，也是情的成份居多。如果只限于作“性”的理解，就局限了这段文字优美的意象。这优美有梦的特点、理想的色彩。这理想到底是什么？当然不止于性。自由自在、不受拘束、顺性自然、勤劳善良……，都是理想生活的色彩。这段文字只是梦的高潮，而前面所有的描写都是不可或缺的铺垫。然而，这却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梦。因此，尽管通篇都写欢乐，经结尾处这一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我们却感受到《受戒》与《边城》结尾翠翠与傩送二佬没有结局的爱情同出一辙的哀婉。
六、《受戒》相关评论
1、作者的话
我因为是长子，常在法事的开头和当中被叫去磕头；法事完了，在他们脱下袈裟，互道辛苦之后（头一次听见他们互相道“辛苦”，我颇为感动，原来和尚之间也很讲人情，不是那样冷淡），陪他们一起喝粥或者吃挂面。这样我就有机会看怎样布置道场，翻看他们的经卷，听他们敲击法器，对着经本一句一句地听正座唱“叹骷髅”（据说这一段唱词是苏东坡写的）。
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我的作品的内在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请不要误会，我并不反对写悲惨的故事）。……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
也许会适得其反。
我们当然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是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像小英子这种乡村女孩，她们感情的发育是非常健康的，没有经过扭曲，跟城市里受教育的女孩不同。她们比较纯，在性的观念上比较解放。这是思无邪，《诗经》里的境界。我写这些，跟三中全会思想解放很有关系。多年来，我们深受思想束缚之苦。
2、专家评论
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他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饶”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二十二年前，汪老以他的《受戒》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新生”，也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文体自觉的先声。汪老在小说落款处留下一句话，“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因为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所以人们在一派“伤痕文学”解冻的潮水中，忽然无比惊奇地发现，从政治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的现代汉语，原来还可以这样美丽，隽永。从那以后，沈从文、张爱玲被“重新发现”，寻根文学的旗帜被高高举起，“现代派”和先锋小说像万花筒一样撩乱了人们的眼睛。从纯粹文学的意义上来看，新时期文学所迸发出来的汹涌澎湃、铺天盖地的文学大潮，新时期文学所生发出来的持续不断的语言反省，都源自那“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都源自那一次文学的“受戒”。
仔细想想，那个梦能够保留下来真是一个奇迹。汪老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之后，被下放到口外去劳动改造，改造还没有完，接下来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当中汪老又因为写作样板戏，而有了“脱胎换骨”的经历。在有了这一切之后，汪老居然还在内心深处保留了那“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再仔细想想，这个奇迹也并非是凭空而来的。汪老是在一九四零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的，那时的汪老还是一个二十岁的热血青年，而且他的创作是师从了沈从文先生的，沈从文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最为杰出的文学巨匠之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近乎奇迹的梦，是深深地植根在中国新文学的土壤之中的；这个近乎奇迹的梦，是在所有的政治压迫、政治扭曲之后，对于白话文学的继承和光大。《受戒》之后，汪老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三十多篇，二十余万字的短篇小说。其中的《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晚饭花》、《鉴赏家》、《职业》、《故里三陈》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文坛佳话。用汪老的话说，“到八十年代又重操旧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那是一株冬眠的老树，在经历了无数的严寒冰冻之后，终于盛开了满树夺目的鲜花。（李锐《活着的是文学》）
 

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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