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战斗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就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着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制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 “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夜晚，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带路的通讯员告诉我，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敌人经常向那里 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但不要慌。他不讲倒还好，这一番交待，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就打定主意紧跟住他，他猫腰我猫腰，他走多快我

茹志鹃《百合花》作品鉴赏 作品赏析(苏教版九年级上册),标签：作品赏析大全,http://www.51jxk.com
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战斗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就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着那天上大个儿的圆月，翻看着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制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 

“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夜晚，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带路的通讯员告诉我，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敌人经常向那里 
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但不要慌。他不讲倒还好，这一番交待，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就打定主意紧跟住他，他猫腰我猫腰，他走多快我走多快。反正绝不在一位战士面前，丢女同志的脸。可是一上了路，他却不愿意我傍着他走，要我拉开距离。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是为了减少伤亡，这也是军人的常识。但是走在这一片一无庄稼，二无树木，无遮无掩的开阔地里，敌人的炮弹又不时地、呼啸着飞来，我不能自制地要往他旁边靠，在他旁边，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可是他一看见走近，就加紧步子往前跑，他一跑，我就在后紧追。于是在星光之下，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怪叫的炮弹当中，我和他两个人，默默无声地展开了一场紧张的竞走比赛。走得两个人都气喘吁吁。不过一旦当我实在喘不过气来，掉了队，落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他就会走回头来寻我。这位通讯员的面貌我已记不得了，我为什么要去前沿也记不得了。记忆的筛子啊！把大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大作家。奈何！但是这样一次古怪的同行，无声的追逐，远是这么色泽鲜明，甚至那野草的摇动，通讯员的喘息，都仿佛还在眼前，响在耳旁。1958年时如此，现在也如此（———指1980年，笔者注）。 

“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 

“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来。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要想得简单得多。也许想得太复杂了，就没有《百合花》了，说不定。” 

茹志娟是上海人，上海是她来去人世的起点和终点。我原来想象她一定很细高、白皙，结果错了。据儿时跟她在文工团里战斗生活了好多年的邓友梅先生讲：茹志娟很壮，两肩宽平，是力量型的女人。 

邓友梅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编在茹志娟的班里，茹志娟是班长，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学习及文学爱好，受茹志娟的引导、影响很大。他很怀念她，这一次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遗体告别，心里很悲痛、很乱。他说他一定要写点什么，《人民文学》约他写茹志娟，他正在沉淀情绪。跟茹志娟长别的当天，邓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区，一是出差，二是重温当年。当年的沂蒙山青山绿水，曾经滋润了茹志娟和她的战友。毫无疑义，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采摘了一朵百合花。 

说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邓友梅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行军途中，有一个女团员走不动了，茹志娟二话不说，背起来就走。邓友梅说，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还没见到第二例。茹志娟能干，肯干，吃苦耐劳，而且性情爽朗、大气，鲜有女性的矫揉，这与革命队伍的锻炼有关，当然与她的身世也是有牵连的。 

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里生活过，所以，她的生命力是够顽强的。1944年19岁的茹志娟跟随其兄参加了新四军。她吃过苦受过磨难，在革命队伍里她从来不挑捡，不皱眉 
头，心红志坚。她读了四年书，全靠自学。写《百合花》的时候她33岁，文化底蕴已经很厚，尤为厚实的是她的生活。 

《百合花》里的前线包扎所，是茹志娟待惯了的地方，面对伤亡的战友，并给他们擦去尘土和鲜血，也曾经是茹志娟的工作。月夜里看着自己的战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这份大悲大痛，大场面大事件，浓烟烈火，茹志娟却用诗一般的笔调娓娓道来，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风，自然、清丽，她算第一人。邓友梅说：这与她的品格有关。 

茹志娟从部队转业以后到上海作协开始专业创作，她的创作高峰在六十年代前后，跟当时写《党费》、《七根火柴》的王愿坚，并称“南茹北王”。近些年，她写出一个中篇《剪辑 
错了的故事》，尝试用现代手法写作，但是不是很成功，而且作品的魅力不及《百合花》。自从她做了上海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以后，工作重心基本定位在行业管理和行政 
事务上，这样就极大地占用了她的创作精力和时间。文章要人写，行政工作也需要人做，这是个矛盾。茹志娟出来担纲行政，让年轻人致力创作、发展，把机会留给他们。 

5年前，她从上海作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了下来，变成了一位慈祥和气的上海婆婆，鬓发染霜，而她的形象在熟知《百合花》的人们心中，却永远是那位挑开门帘含羞走出来、高高鼻梁弯弯眉毛前挂刘海的新媳妇，好看的新媳妇。 

让我们在美丽和凄婉里再重温一下《百合花》的芳香———“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王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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