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山东省日照一中退休教师 包为业 最近，集中听了几十节语文课（从高一到高三），趁机也浏览了一下新大纲和新教材，精神为之一振：中学语文教学的春天已为期不远了！作为中学语文教学战线上的一员老兵，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认为：要用好新教材，首先必须更新理念。下面谈谈自己学习的体会。 我1956年参加工作就教中学语文，四十多年来，经历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风风雨雨。其间虽然波澜起伏，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之初到文革结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政治。 建国之初，一切都学习“苏联老大哥”，有些课本完全照搬苏联的。语文教材则主要是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连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都被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而遭批判。1955年，中学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绝大部分师生对那时的教材是深深怀念的。但随着57年的整风、反右和58年大跃进的狂热，中学语文教学便一下子跌入了深谷。语文教学从内容到方法完全都变成了空头的政治说教。记得当时，我除了教学生背诵“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红旗歌谣”外，还常常带领学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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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日照一中退休教师  包为业

    最近，集中听了几十节语文课（从高一到高三），趁机也浏览了一下新大纲和新教材，精神为之一振：中学语文教学的春天已为期不远了！作为中学语文教学战线上的一员老兵，我感到十分欣慰！我认为：要用好新教材，首先必须更新理念。下面谈谈自己学习的体会。

    我1956年参加工作就教中学语文，四十多年来，经历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风风雨雨。其间虽然波澜起伏，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之初到文革结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政治。

    建国之初，一切都学习“苏联老大哥”，有些课本完全照搬苏联的。语文教材则主要是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连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都被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而遭批判。1955年，中学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绝大部分师生对那时的教材是深深怀念的。但随着57年的整风、反右和58年大跃进的狂热，中学语文教学便一下子跌入了深谷。语文教学从内容到方法完全都变成了空头的政治说教。记得当时，我除了教学生背诵“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红旗歌谣”外，还常常带领学生一边砸着刚从老百姓锅台上揭下来的锅，一边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和我一样“虔诚”地“改革”语文教学的大概不止我一个。1963年虽然进行了一次拨乱反正，但只有短短的三年，空前的浩劫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干脆把语文课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教育课”。中学语文教学和全国一样遭遇着空前的劫难。这个阶段时间长，影响大，危害也深。

    第二阶段：从恢复高考到2000 年新大纲颁布。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工具性。

1977年恢复高考后，语文教学也开始拨乱反正，为语文教学注入了一些生机。课堂上，假、大、空、套的政治说教少了，语文课渐渐有点像语文课了。但随着“工具说”越来越主导着高考，因而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在语文教学和考试中，出现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纯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仍越来越盛行，忽视了语文课在陶冶情操、激发灵感方面的作用，失去了语文课独特的魅力，有的甚至就成了文字游戏。教师教得迷茫被动，学生学得索然乏味。因而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小的反响。语文教学几乎成了众矢之的。90年代后期，由《北京文学》引发的了一场语文教学的大讨论，更使语文教学又一次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有的专家甚至尖锐的批评语文教学“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承传化作了疯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促使语文教学不得不再一次进行变革。

    第三阶段： 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的颁布，标志着语文教学的一个新时代kai始了。

现在的新大纲鉴于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中某些“纯工具性”的做法仍很盛行，明确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有意淡化了“工具性”，强调了“人文性”，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使语文教育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之所以罗索这些，决不是为了“忆苦思甜”，而是想强调一点：现在第一线的语文教师无不受“政治说”和“工具说”的影响，在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中无不带着这两种思想的深深的烙印。为了在使用新教材的时候，真正处理好这几方面的关系，真正把教学大纲的要求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我认为首要的是必须更新理念！从而相应地改变教法。

我想着重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 关于选材标准。

    过去（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基本上都是“政治标准第一”，过分强调课文的思想教育功能，对文章本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注意不够，这样就导致个别选文缺乏美感，或艺术价值不高，明显带有“左” 的痕迹。新大纲则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教材编写中有意淡化技术操作层面的训练，改变了某些纯工具性的做法，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新教材特别注意选取那些文化内涵比较丰富、深厚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如钱钟书、朱自清、朱光潜、王力、吕叔湘、梁思成、杨振宁、宗白华、汪曾祺等著名学者的文章选进了教材。外国文章或文学作品，也突破了过去选文只注重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注意多方位地介绍外国文学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比如，卡夫卡、海明威、乔治·桑等。在具体的编写上，强调对语言文学素养的积累、感悟和熏陶。而领袖著作和社论之类的文章，虽然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典范现代文”，但在现行教材中的比例已经微乎其微了。一些有着明显时代烙印、内容陈旧的“传统课文”（如“海市”、“土地”等）也悄然隐去了。即使鲁迅先生的某些作品（如把梁实秋先生骂得狗血喷头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被删掉了。

编课本的人指导思想变了，我们使用课本的人的思想也得“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清除自己头脑中“极左”思想的流毒，客观地、有分寸地把握好教材的思想性。教材的内容只要是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而不一定非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要过多地介绍“时代背景”（应根据需要），不要生硬地、牵强附会地“上纲上线”，不要脱离实际地“拔高”作者当时的思想境界！避免假、大、空、套的政治说教，避免生拉硬扯地联系实际！当然，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可以而且应该是“见仁见智”，但教师在课堂上无需作过多的引申、发挥，更不能“削足适履”，把学生的思路硬拉进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圈套”！

    当然，我绝不是反对在语文课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而且我一直认为语文教师对学生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教育应当是潜移默化的，应当是“润物细无声”的。

    第二、 关于文言文。

    在第一阶段的教材中，古典诗文很少；第二阶段虽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仍很小。而且，不时吹起一股股否定文言文的歪风。有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说什么：现代人说的是现代话，写的是现代文，学文言文无用。他们极端形而上学地曲解了学习和应用的关系。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的顾之川 先生说：“我们认为，作为21世纪的高中生，要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语文素养，培养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就必须多读一些古代文学作品。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决不能抛开我们的优良传统。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检验，经过了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曾经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而且常读常新，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高中生多读古代作品，既可以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又能培养文学鉴赏能力，还有助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因此，新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约占43%。”

    其实，学习文言文教学绝不是简单的、生吞活剥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机的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一个质的转化的过程。就好像牛吃的是草而挤出来的是奶，蚕吃的是桑叶而吐出来的是丝一样。试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泰斗们，哪个不是靠丰厚的古典文学的积淀才写出典范的现代文的！就连极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先生，也是在古典文学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至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更明确提出“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他身体力行，从青年时代到晚年读的大量的是古籍，但写出的却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适应教材的变化，我认为在文言文的教学中要注意三点：

    1、为了“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就需要对课文的字、词、句作必要的疏通。要求“字字落实”是不现实的，但不疏通字词就架空“分析”是绝对不可取的，这样的“分析”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让学生掌握了一点文言字、词、句的规律，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才能独立地阅读浅易的文言文。

    2、为了“培养文学鉴赏能力”，就不能简单地“肢解课文”，就必须从“工具”说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下文再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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