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吴礼明 我是在“21世纪中国教育论坛”上看到《现代教育报》上的这则报道的。说实在的，我麻木的神经还是震动了起来。 我今天上午在课堂上讲白居易的《琵琶行》，还在为白氏感叹呢，说他有儒家的“不忍”之心和善良的人道情怀，在人性的层面上大写着对人，尤其对女人的同情、理解与尊重。真是难得啊！下午即看到教育在线一位“先锋”的朋友给我发短信，叫我去21世纪中国教育论坛上去看看这则消息。读罢，内心猛的一沉。我在电脑前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有想，只感到冰凉。这个秋天注定还依旧是寒凉啊。但我还是该尽早地回过神来。 在这个时候，说教师许多可怜的话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而报纸上的“按国家有关规定，他早应该转正为公办教师，但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没有转”这一春秋曲笔的同情含义，似乎也没有多少意义。至于说，“雷老师是该校很优秀的教师之一，从事教育工作23年，为人友善，个性开朗，与邻里，同事的关系很好”，我却是持很怀疑的态度。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吗？从什么角度说的呢？我总感到报纸上的这种“正义”之申的有些官样文章的味道，似乎与那些被有关部门追封的“英灵”通常都有一段嘉美的“回忆录”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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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明   

   我是在“21世纪中国教育论坛”上看到《现代教育报》上的这则报道的。说实在的，我麻木的神经还是震动了起来。

   我今天上午在课堂上讲白居易的《琵琶行》，还在为白氏感叹呢，说他有儒家的“不忍”之心和善良的人道情怀，在人性的层面上大写着对人，尤其对女人的同情、理解与尊重。真是难得啊！下午即看到教育在线一位“先锋”的朋友给我发短信，叫我去21世纪中国教育论坛上去看看这则消息。读罢，内心猛的一沉。我在电脑前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有想，只感到冰凉。这个秋天注定还依旧是寒凉啊。但我还是该尽早地回过神来。

   在这个时候，说教师许多可怜的话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而报纸上的“按国家有关规定，他早应该转正为公办教师，但不知是何原因一直没有转”这一春秋曲笔的同情含义，似乎也没有多少意义。至于说，“雷老师是该校很优秀的教师之一，从事教育工作23年，为人友善，个性开朗，与邻里，同事的关系很好”，我却是持很怀疑的态度。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吗？从什么角度说的呢？我总感到报纸上的这种“正义”之申的有些官样文章的味道，似乎与那些被有关部门追封的“英灵”通常都有一段嘉美的“回忆录”没有什么两样。不知怎么的，我极不希望这位雷老师也有这样的美誉。

   其次，对于他的“个性开朗”一说，我也表示我的怀疑。应当说，“个性开朗”的人而寻短见似乎说不通；但他既已自尽，则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个性开朗”的真实性。无独有偶，我今天正给高三的学生讲到《阿Q正传》的结末，就连那样一个麻木愚昧的人，他在最后一刻也终而因复苏了他的自我意识而要喊“救命”，我想，求生的本能肯定使雷老师他不会轻易地作出“轻生”的决定的。所以雷老师肯定是不会仅仅因为面子的问题而去寻短见的，尽管他曾对他的妻子说过“我以后还怎么去见人哦”之类的话。至少，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的心里肯定积攒了很多家庭的、社会的和自己心灵的矛盾与郁结，他对于人生的绝望决不会仅仅是这一次。一个“个性开朗”的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冲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他的行事多会是经过漫长的思索的结果；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现实的隐性压力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而这次考试的失败，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线罢了。

   不过，那44.4分也太富有意味了。连50分也不到，排列得那么整齐，精确得那么到位，就像三把利刃，刀刀刺向他的心，对于一个与分数打交道、整日面对学生的老师来说，其意味着什么，是不消我多说的。真是冤孽啊！如果是我，见到自己“考”了这么一个分数也会揪心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件事太富有嘲讽意味了！先是我们的学生因为考不好屡遭老师的斥责，再是民办教师因为没有文凭的知识权力（或者公办教师即使有所谓的文凭而没有世俗权力）而再三受到“改编”，尽管这两者看起来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还是慢慢说来吧。

   教师拥有知识、能力、教学的方法和成人的经验，而使得他处于优先的“权力位置”。于是，学生在我们的教师面前就成了当然的“受制位置”。

   老师训斥起学生来是据说是身不由己的。学生考得不好，那训斥是当然的；考得好又能怎样呢？“你距离我想的还有很大的差距呢”，还是免不了被“教育”一顿。也许那些在小学里为“98”“99”还是“100”分而争得头破血流的学生，后来是最有切肤之痛的。我今天看高三学生的周记，说有个孩子在小学到中学都是老师批评讥讽的对象，后来居然考上了名牌大学。家长喜出望外；但孩子只冷冷地说，只是因为一位好友的不断激励，才使得他坚定信念，以极大的承忍面对学习中的“人为困境”。想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我相信，雷老师肯定也曾“考考考分分分”地这样做过。但很多人也许不以为然，总会以“大家都如此这般”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而雷老师这回却不然。面对这样的分数，他肯定有更深的痛苦，以至于不能自拔。

   因为拥有“权力”，又不愿主动走进学生，我们不少教师缺乏对学生世界的真正认识与理解，在今日倡导“学生主体”的教育思维里，这是极其尴尬的。在与学生的关系之中，我们有的教师还不知道如何与学生交往，“对自己与学生一起的生活还缺少持续不断的有意识的反思”，因此还没有学会这一类教育生活。即便许多老师有着与学生交往、想成为他们“理想”的指引与人生的“导师”的愿望，但这种美好的愿望难免会被当今社会的功利和价值取向所压抑和湮没。所以，学生的位置在我们教师的心中其实是那么的微弱啊！

   我们的教师甚至忽视了人与人交往的理解、同情等基本关系。我们的教育“经典”里，非棒即哄，其疏离、隔膜于学生已有两千多年了。在很多地方，教师不合理地运用手中的权力，甚至将这些权力演变为粗暴的霸权。在法制不健全或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教师这类行为随处可见。不可否认，不少教师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学生的感情，扼杀了他们的天性，日积月累下来使多少孩子对对教师失去信赖，对学习深恶痛绝，乃至以逃学辍学的极端的方式拒绝我们所谓的“教育”。教师的失当使师生两个世界的隔阂进一步加深，而滥用手中权力则时常将这种隔阂推向危险的境地。

   所以，一旦决定我们与学生之间唯一的优势——分数评判权——被剥夺了的时候，我们的教师甚至连一点儿回旋的余地都没有，甚至得不到孩子半点儿同情的泪！报纸引述雷老师“我以后还怎么去见人哦”这番话，似乎表明这就是雷老师他自尽的直接动机——为了一个面子；而我想，如果这样理解，则是教育无言的悲哀啊。

   另一方面，我们教师的可悲之处还（更）在于，对学生拥有权力大多数都是以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为代价的。而“对学生拥有权力”又是外界给予的，而不是本己的力量，如人格修养的提升、人生境界的开拓等等。

   教师的权力是外界给予的，说得冠冕堂皇些的，是因为教师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教师的名称、地位是社会赋予的，现实教育中，教师顺应的是国家的、社会的利益逻辑，而要收束自己的个体逻辑。但教师因为卑微者的地位，在现实的教育生活，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家庭（当然还无法谈及“幸福”和“信念”等内容），他不能或很难在自己的教育的生活中体现自己存在的人性、自己处理教育问题的智慧。尤其，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生活中要体现通过与学生交往，拓宽交往的空间和深度，追求教育的意义，以使自己获得在教育中的幸福体验，更是难上加难。而现实的种种力量使得教师不幸地成了一种机械操作的代替品而忘记自己的存在。

   在使自己机械起来以合乎操作的规范和流程里，我们看到现实中的教师多数人由来已久地，只把教育活动当成“任务”而上传下达。于是，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任务的眼光”里，教育里的崇高显得虚伪，生机勃勃的教育活动变得荒疏而没有人性和良知。于是，在整个社会功利心态的烘托和压力下，教师行为被纳入了科层制（官僚制）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轨道。

   教师的权力是外界给予的，说得直接些，是处在大大小小的权力运作的下位。老师对学生的这种“有评判权”是相对的，他也并非时时处于优先的位置，他的这种权力必须在一次次的中考、高考中被指挥棒所认可；而不到认可，其后果就可知了。有人说，教师充其量只是个工人，特级教师也只不过是个熟练工人。有人甚至说，在中国并不要求什么教育家，会理论思考，写文章，精心上课什么的，那没用；关键是看出多少成绩，考走多少学生。当然，除了这些指挥棒之外，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评判，而这些评判也是先定的，这是不需要什么论证而由大于教师的那些所谓的权威所构成。在外在的形式看，这种“权威”的行使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有时还极合乎严格的规程的要求，比如运用简化机制之一的考试行为。于是，在现实教育状况下，社会的利益逻辑演变成教育部门的考核，进而演变成衡量教育的惟一尺度，成了教师不得不唯命是从的权力。这种利益逻辑缺乏长远的眼光，因为对学生而言，利益的获得并不长久和有效。在这种权力的运作下，可以使一个极其平庸的教师成为一个特级教师，同样，它也可以使所谓的特级教师下马来。

   所以，一旦我们的教师失去了作为一个教师的话语权威，也由此失去了连带的谋生权利。这是最难堪的，也是最致命的。所以面临人生困境的选择时，我们中的很多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而往往被外在的恐惧和压力所支配。所以，我们才听到了他雷老师那一句发自深心的话——“我以后还怎么去见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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