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沈复与《浮生六记》评记铜山县大许镇太山中学 赵彦甫沈复（1763～ ？） 中国清代散文家。字三白，号梅逸。江苏苏州人。一生为幕僚。《浮生六记》是其自传体散文。作者以纯朴的文笔,记叙了他与妻子陈芸志趣投合，情感深厚，愿意过一种布衣素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但因封建礼教的压迫和贫苦生活的磨难，理想终未实现，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惨痛。欢愉处与愁苦处两相对照,真切动人。这种记述夫妇间家庭生活的题材，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属罕见。本文旨在探讨沈复、陈芸二人悲剧命运的根源及《浮生六记》在艺术上的特点。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生微弱得如浮萍，随着历史长河的奔流，或高扬或低落，也许是历史注定了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人生的跌宕起伏往往出于意表难如所愿，只如无根飘萍一样。所以，读了沈复的《浮生六记》，便颇有同感，不过，他能在浮沉中找到乐趣，也能从苦乐中得以释怀，这也许正是他的作品能够为众人将其"置诸座右，稍有闲暇，则捧读咀味，蜜咏甜吟"（《浮生六记注》前言，傅昌泽）的原因吧。傅先生同时又说："沈氏之书，琐琐屑屑，均家常之语，却能传情、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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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复与《浮生六记》评记
铜山县大许镇太山中学       赵彦甫

沈复（1763～ ？）    中国清代散文家。字三白，号梅逸。江苏苏州人。一生为幕僚。《浮生六记》是其自传体散文。作者以纯朴的文笔,记叙了他与妻子陈芸志趣投合，情感深厚，愿意过一种布衣素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但因封建礼教的压迫和贫苦生活的磨难，理想终未实现，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惨痛。欢愉处与愁苦处两相对照,真切动人。这种记述夫妇间家庭生活的题材，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属罕见。本文旨在探讨沈复、陈芸二人悲剧命运的根源及《浮生六记》在艺术上的特点。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生微弱得如浮萍，随着历史长河的奔流，或高扬或低落，也许是历史注定了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人生的跌宕起伏往往出于意表难如所愿，只如无根飘萍一样。所以，读了沈复的《浮生六记》，便颇有同感，不过，他能在浮沉中找到乐趣，也能从苦乐中得以释怀，这也许正是他的作品能够为众人将其"置诸座右，稍有闲暇，则捧读咀味，蜜咏甜吟"（《浮生六记注》前言，傅昌泽）的原因吧。傅先生同时又说："沈氏之书，琐琐屑屑，均家常之语，却能传情、传真、传神，淡而有味，乃至使人百读不厌，斯亦奇矣！"
《浮生六记》的作者是一个小人物，不但史传、方志不见其名，而且究竟也还算不上一个斯文举子，一生平平淡淡，没有见树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业。他是苏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父亲以游幕为业，他秉父业，十五岁在浙江绍兴从赵省斋为师，十九岁习幕，二十一岁就聘。乾隆五十三年（1788）返回苏州，易业为酒商，次年贩酒亏本，仍复幕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因失欢于家长，被迫携妻离家别居，曾以书画、绣绩为生。后又赴粤经商，回苏州后还开过书画店，嘉庆五年（1800），家庭构变，不得不再次携妻流离，三年后，妻子客死扬州。孑然一身的沈复于嘉庆十年（1805）入石韫玉之幕。石韫玉是位显赫的文人，乾隆五十五年的状元，与沈复是垂髫之交，遂有如此之机缘。后随石韫玉至荆州、樊城、潼关、济南，嘉庆十二年（1807）到北京。第二年，朝庭派使团赴流球，沈复作为随员赴流球，次年冬回国。此时沈复已四十六岁了，《浮生六记》之前四记已经完稿。此后他的遭遇及卒年皆无可考。沈复留下的文字除《浮生六记》外，《元和县志》记有他的七律二首：《望海》、《雨中游山》。他能诗也能画，徐徵《吴门画史》引彭蕴灿《耕砚斋笔记》云：沈复，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现存他的山水一帧，梅花一幅，篆文对联一副（岩前倚仗看云起，松下横琴待鹤归）。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在他的内心最深处还是渴望有朝一日的显达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对于科举似乎连念头也没有动过，做幕僚，他的确学习过，实践过，可他深深讨厌这种生活，“轮蹄征逐，处处随人。”官场上，“卑鄙之状，不堪入目。”他情愿易儒为商，去做人们瞧不起的商人。沈复在这里，则把自己的心力倾注到细细碎碎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了，我们在他的《浮生六记》里看到的完全是最日常的生活，是离我们最可接近的一种生存状态，他执着于世俗生命的悲欢，在他看来前程和声名都若浮云一般。当我们在为某些好象特别辉煌，却有点可望而不可及东西折磨得人形俱损的时候，不妨想想那一句最平常的真理：平平淡淡才是真。沈复的意义也许就浮现在这个层面上。
沈复既不是江南的才子，陈芸更不是封建家长们所喜欢的贤孝之妇，她是背了忤逆的恶名被家长放逐离家的，沈复写她并没有传世的妄想，只因感情的驱使，又不平于社会家庭的待遇。笔墨挥洒起来，实情实写，略无忌惮，就真而言，非其它同时代悼亡作品所能及。夫妻闺房中论文论诗，评花品月，烹饪菜肴，栽培花木，装饰居室等种种雅事文中一一写到。夫妻生活的这一面是为当时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可沈复所写的竟还与众不同，因为他们不久便失欢于家长。多数日子在困顿中度过。他们在闺房中的作乐是苦中作乐，他们闺房中寻趣是穷中寻趣，甜蜜中包含着苦涩，微笑中透露着忧伤。其精神境界实在难与同时代时人相比。而生活中最隐私的一面，可能张扬出去会招来非议的一面，小如夫妻亲昵之态，大如非礼之行，沈复也坦然相陈。
封建礼教根本不承认爱情的合理地位，因为它要保证的是嗣统的延续和家庭的稳定。夫妻之间是不可以除礼教内容之外的儿女的私情的，明白边一点就可以理解沈复父母为何不喜欢沈复和陈芸，也就会懂得沈复的文字是多的坦诚和勇敢。如洞房花烛夜被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可是在历朝的文集中又有谁敢书写洞房内的真情实景呢？唯有沈复敢于直笔：
悄然入室，伴妪盹于床下，伴妪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莫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妪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样的文字率真，自然，娓娓动人，这样的文字小说中或许有之，然而散文中却是绝无仅有的。
夫妻蜜月后曾有三个月的别离，沈复往杭州从赵省斋受业，人在杭州心却在苏州。文中写到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馀皆浮套语。”沈复见信，“心殊怏怏。”此中本可以大有文章可做，然而细细品味，陈芸的勉励套语却真实的多。分别时沈复担心陈芸情不自禁而人前落泪，不意她颇能克制，不但不做儿女之态，反强颜劝勉，这种夫妻之情比那些泪水涟涟更深一层，因为她知道也内心的眼泪会勾起丈夫的思念和不安。于是强作理性，这种体贴丈夫的爱心岂不更深沉？假若不是作者亲事所历，又怎么能写出此中意在言外的文字？
陈芸女扮男装与丈夫同游水仙庙，在现在年轻夫妇看来是狂涓、是潇洒。但在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里，则是浪荡不成体统。他们明知“常上闻之又不可”，仍一意行之。这种行为的善恶是非如何作者置之不顾，作者着眼的是情、是真，他的怂恿陈芸则完全是对她的爱，使其开心而已。虽然此举和其它许多有失“斟酌”的举致力累积起来龙去脉，便成为悖离礼教的罪名，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但作者心怀坦荡，形之为文，即表示终生不悔。
万年桥中与船家女素云行酒讴歌，则更是“荒唐”的举动，在外人看来已近狭邪之行，无怪乎有朋友以为他“挟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沈复对此描写之细已近小说家言。陈芸见责与家长的“结盟娼妓”之事文中也作了详尽的叙述。陈芸为丈夫物色美妾，颇难让人理解。因为不妒之妻并不多见。因此，陈芸之举很有“贤愚”之风。好她没有私心，认为男子既然天经地义可以纳妾，她就要为她心爱的丈夫选择“美而韵者”，她以为情可动天地，却不知钱可通鬼神。憨圆的别嫁他人，她懊恼和愤懑，不因为家长所加的“结盟娼妓”，而是为感情的欺骗。她不平的是这个世界太势力、太世俗。沈复将此事的始末叙述出来，正是执著于陈芸的天真和热情。
古今中外的无数文学现象证明一条真理：虚伪永远与艺术绝缘，有真实的地方才有诗。《浮生六记》的艺术生命力就是“真诚”。我想这也是沈复的创作思想，因为他声称自己的作品“不过记其实情而已”。
真情需要勇气和自信。在弥漫着道学的庸俗和虚伪的社会里，沈复向人们坦露自己的心胸无异于向封建礼教、道学挑战。沈复不是个思想家，但他是一个“多情重诺，爽直不羁的，热爱生活的人”，他和陈芸都是爱痴，他们没有做错什么，然而他们最终弄到家破人亡。他们始终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陈芸去世后的无数寒窗孤灯下，他都在思索着，反问着自己，可他怎样想都不能接受通常的解释。他不平，他愤懑，他坚信他们的夫妻生活无可指责。于是便把萦绕于怀的往事吐露出来，向渺渺苍天讨回一个公道。他虽不是思想家，却在直感中抓住了那个时代的重在问题：个性下礼教的冲突。
沈复对自己的认识未必清楚，从他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在他和陈芸的性格中潜藏着叛逆即是对个性和自然的崇尚。而儒家影响下的传统观念是克已复礼，即是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严历的戕伐。这是沈复夫妻二人悲剧命运的根源。在清中期的社会里，在沈复这个以游幕为业的家庭里，按家庭和社会的意志，沈复应当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至少也应该子承父业，但他连这个念头也没动过，他情愿易儒为贾，去做个人们最瞧不起的商人。他摆脱了官场便却仍出离不了制造培育这种官场的社会，因而他处处碰壁，弄得有家难归，丧妻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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