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黑格尔认为：文学作品中成功的人物形象应该“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4]而霍小玉这一人物形象悲欢离合的遭遇以及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并不只是构成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而是处处渗透着时代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体现着作者对客观现实的时刻认识，所以霍小玉并不仅仅是霍小玉，而是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的真实写照和缩影。刚烈执着的小玉用她的生命向封建门阀制度作出震耳欲聋的呐喊。但她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她把复仇的火焰继续道冥界，使李益昼夜不安，不得善终。她为自己，也为女性的尊严和爱情逃回了公道。（二）《莺莺传》中的崔莺莺《莺莺转》反映了一个名门之女的爱情生活和悲剧命运。其中女主人公崔莺莺的塑造，与被抛弃后含恨而终，仍燃烧着复仇火焰的霍小玉大不相同。元稹笔下的崔莺莺出身于“财产甚厚，多奴仆”的名门望族之家。长期生活于深闺中的她，身上带着比霍小玉更多的礼教束缚。封建礼教的熏陶，赋予她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大家风范因而当她的母亲让她出来拜见张生时，她“久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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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文学作品中成功的人物形象应该“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4]而霍小玉这一人物形象悲欢离合的遭遇以及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并不只是构成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而是处处渗透着时代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体现着作者对客观现实的时刻认识，所以霍小玉并不仅仅是霍小玉，而是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形象的真实写照和缩影。刚烈执着的小玉用她的生命向封建门阀制度作出震耳欲聋的呐喊。但她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她把复仇的火焰继续道冥界，使李益昼夜不安，不得善终。她为自己，也为女性的尊严和爱情逃回了公道。
（二）《莺莺传》中的崔莺莺
《莺莺转》反映了一个名门之女的爱情生活和悲剧命运。其中女主人公崔莺莺的塑造，与被抛弃后含恨而终，仍燃烧着复仇火焰的霍小玉大不相同。元稹笔下的崔莺莺出身于“财产甚厚，多奴仆”的名门望族之家。长期生活于深闺中的她，身上带着比霍小玉更多的礼教束缚。封建礼教的熏陶，赋予她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大家风范因而当她的母亲让她出来拜见张生时，她“久之，辞疾”，推说有病而不愿见。母亲怒责她，并告之感恩之重可以不必顾及男女接近之嫌，她补得不得已而为之。整个会见和宴饮过程，都因为被迫出见而很不高兴，然而面对“性温茂，美风容”的张生时，情不自禁地萌发出爱恋感情。见到张生的《春词》两首，立即以彩笺题《明月三五夜》以报才貌双全的张生，相约于西厢下，这在当时是极大胆的行动。我们可以想象，她在会见张生以后一直到读到他的两首《春词》,内心的斗争是很尖锐激烈的。一方面有爱情的要求，一方面又受到礼教的束缚。所以当她与张生相见时，莺莺的态度却出人意料地严肃整饬、庄重自持，大斥张生的“非礼之动”，并虚构几条“用霏之词，以求其必至”的理由来收拾局面。这充分反映了“情与理”在莺莺内心深处的激烈斗争。在束缚与自由，礼教与叛逆的冲突中前者占了上风。而其对张生的斥责和劝阻，实际上也是莺莺自己对爱情的诱惑在做最后的挣扎与反抗。尽管在行动上迫不得已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但在感情上却与张生更靠近了一点。致使她以情战胜了礼，主动投身张生的怀抱。西厢幽会，她是那样的主动，大胆，莺莺这种令张生感到惊疑，以至于认为自己是在做梦的行动，这在封建时代当时是及其大胆的，不难想象，她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才可以挣脱封建礼教加在一个贵族少女身上的精神枷锁。尽管莺莺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防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其内心中情与理的矛盾仍然十分激烈。“泪光莹莹”，“终为无一言”以及“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充分反映出她内心的不安与矛盾。最后为了爱情，彻底成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这完全符合她的性格发展的逻辑。
小说不仅令人信服地写了一个上游社会的少女如何完全叛逆封建礼教的心理历程，更十分成功地写出了一个上游社会女子被遗弃的命运。
莺莺与张生结合数月后，敏感地意识到张生对她的若即若离。当崔母发现女儿的私情，打算“因欲就成之”，而张生却无缘无故地西游长安数月。莺莺尽管分别时无“难词”，但“仇怨之容动人”。当张生第二次去长安时，莺莺明确地感觉到将要永诀，但却对张生“恭貌怡声”。被抛弃的莺莺不是像霍小玉那样奋力斗争，而只是用自己的坦诚和柔情，来表达对张生的忠诚，以求挽住其心。因此莺莺才说出那段近于哀求的那段话：“始乱之，终弃之，故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 [5] 这段情意绵绵的倾诉，既有期望与暗示，又有难以言状的苦衷。表面上是劝慰张生，实则是吐塑自己的隐忧和衷情。她已预感到一有被遗弃的危险，因此提出两种结果的设想：一是始乱终弃，一是始乱而终之。前者是她所担心的，非所愿的，但她却认为“故其宜矣，愚不敢恨”。后者是他所期待的，也是应该得到的，她却说是“君之惠也”。这充分地表现了她性格中自卑怯弱的一面。她不是理直气壮地提出张生必须实践始终之盟，未能表现出一个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热情追求爱情并努力维护自己独立人格的女性的那种气魄和胆识。这可能使读者失望，但却是符合她的时代、出身、地位和特定的生活环境的，是符合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
为了爱情，为了争取合法的婚姻，莺莺曾多次进行了努力，最终面对被遗弃的结局，她不得不“委身于人”，高昂的代价换来了觉醒，莺莺毅然离开了张生。而当张生婚后欲以“外兄”的身份见面时，莺莺“终不为出”拒绝再见。在张生将行时，又赋章以谢绝。这既是对负心者的揭露、忠告和针砭，也反映了一莺莺性格中的冷绝、坚强和理智。同时也是一位少女柔中带刚，保持感情和人格尊严不可侮、不可犯的一种表现。
总之，莺莺是一个复杂的叛逆女性形象。她既美丽、温柔而一又深情，作为贵族小姐，她深受封建礼教、伦理道德的制约。而为了爱情，她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大胆并主动地将满腔热情和爱奉献给了张生。后来张生遗弃了她，她不是振振有词的向张生提出责难，而只是一味哀求，希望他能够始终成全。甚至面对张生将“尤物”、“妖孽”一类字眼加在她身上时，她只有怨，没有恨，这是闺阁出身、封建礼教带给她的局限性，其性格中的叛逆因子始终没跳出封建礼教的束缚，最终也随缘守分，嫁与他人，以悲剧结束了闺阁少女对爱情曾经拥有的梦幻和体验！                                                
二．婚姻爱情以“大团圆”结局的女性形象
借由男性叙述下的唐代小说文本，来探究男性观点下的女性形象，可从中折射出男权社会中女性对既定命运的努力反抗和对自由婚姻的竭力追求。《柳毅传》中的洞庭女经历坎坷最终获得了幸福。《离魂记》中张倩娘离魂追逐心爱的人，最后终成眷属。而婚姻爱情以“大团圆”结局，是作者善良美好的愿望。希望在女性话语权失落的年代，妇女们能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并能走向婚姻的殿堂，也寄予了作者对女性的关注，希望广大女子们能心想事成，她们的婚姻爱情能有个美好的结局，她们更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下面我们来看看以李娃和张倩娘为例的女性形象。
(一)《李娃传》中的李娃
《李娃传》的作者是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小说的题材内容，与《霍小玉传》很相近，也是写一个妓女跟贵公子的恋爱故事，但思想意趣却很不相同。《李娃传》不是贵族公子遗弃了所爱的妓女，而是妓女背弃并驱逐了贵族公子，公子落难后又得到深感悔愧的妓女的帮助。故事的结局不是悲剧而是大团圆的喜剧，以两人美满结合并享受荣华富贵而告终。《霍小玉传》对门阀制度作了毫不妥协的批判和谴责，而《李娃传》采取了一种温和、调和的立场，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理想化的色彩。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封建时代，显然不可能有像李娃和荥阳生这样美满的结局。作者的这种安排无异于对士族婚姻制度的挑战。虽然这种挑战方式不如《霍小玉传》那样来的直接、明确。但是李娃这个下层妇女美丽而又崇高的形象和霍小玉一样永远留在了中国文学之廊，令人难以忘怀！
李娃具有独特的性格，作者从生活出发，写出了由生活本身决定的思想性格的复杂性，既写出她性格中美好的一面，也写出她性格中不好的一面。
李娃虽然年仅二十岁，却是一个久落风尘的烟花寨中的老手，在长期屈辱、痛苦的生活中，灵魂也遭到了污染，甚至被扭曲，她学会了一套引诱、取悦、玩弄贵族公子的恶劣手段，包括在对方财空人穷时如何设计驱逐的卑劣伎俩，她都十分熟悉，而且所做手脚干净利落，一点不露破绽。处处表现出她精明、老练，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在欺骗荥阳生以后，便敛迹藏身，不再露面。以后有所悔悟，在赎身救助荥阳生的一系列情节中，展露出她思想品德中美好的一面，但也同样表现出这种得自生活的精明、沉稳、老练的性格特色。这跟出身王室、初落风尘、涉世未深，因而显得娇媚羞涩、天真幼稚的霍小玉有所不同。
李娃精明又成熟，她久历风月，精于世故，她永远是个“清醒者”，也是个“强者”。[6]她敢于爱。当她与荥阳公子第一次相见，日暮时其姥催郑生“速归”，她则大胆留宿，且诙谐调笑，无所不至，表现得温柔多情。当荥阳公子在妓院荡尽钱财，“姥意渐怠”时，“娃情弥笃”，对他的感情更深了。然而，她又主动参与了鸨母逐荥阳公子之谋，这正是李娃的清醒之处，她虽爱荥阳公子，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二人地位之悬殊，爱情断难长久，不如及早分离。一个久落风尘的娼女，对一个嫖妓的贵族公子产生一定的真实爱慕之情。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她不甘于这种屈辱污浊的娼妓生活，而有一种潜在的却又相当激烈的对正常人幸福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一方面被她灵魂中卑污的一面所掩盖，一方面又受到封建礼教、封建门阀等社会势力的压制与摧残。因而其表现不仅是隐蔽的，而且是被扭曲的，对生活的合理与正常要求竟又跟邪恶的感情混杂在一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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