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自从南朝以来，边塞征戍的题材便逐渐为诗人所注目，成为吟咏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以鲍照、吴均、卢思道、骆宾王、陈子昂等在这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但还没有条件足以形成一个诗歌流派。到了盛唐，由于边塞战争频繁（包括抵御少数民族骚扰入侵的防卫战争和统治者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扩边战争），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考试而进身容易得多，于是大批文士投身戎幕，奔赴边塞，再加上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奇情壮采的边塞征戍诗便大大发展起来，形成一股澎湃的潮流，成为文学史上的壮观。而人们通常谈论边塞诗，言必及高适、岑参。高、岑二人均以边塞诗享有盛名而被视为唐代边塞诗人的代表。杜甫曾这样评价他们：“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1]他们边塞诗的浑厚风格、激昂情调切合边塞诗的题材，确立了边塞诗在唐诗中的地位。一、高、岑生平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早年贫寒，曾去长安求仕不遇，二十岁后漫游长安、蓟门、梁、宋等地，过着“混迹渔樵”的流浪生活，落拓失意，甚至“以求丐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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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南朝以来，边塞征戍的题材便逐渐为诗人所注目，成为吟咏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以鲍照、吴均、卢思道、骆宾王、陈子昂等在这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但还没有条件足以形成一个诗歌流派。到了盛唐，由于边塞战争频繁（包括抵御少数民族骚扰入侵的防卫战争和统治者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扩边战争），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考试而进身容易得多，于是大批文士投身戎幕，奔赴边塞，再加上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奇情壮采的边塞征戍诗便大大发展起来，形成一股澎湃的潮流，成为文学史上的壮观。而人们通常谈论边塞诗，言必及高适、岑参。高、岑二人均以边塞诗享有盛名而被视为唐代边塞诗人的代表。杜甫曾这样评价他们：“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1]他们边塞诗的浑厚风格、激昂情调切合边塞诗的题材，确立了边塞诗在唐诗中的地位。
一、高、岑生平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早年贫寒，曾去长安求仕不遇，二十岁后漫游长安、蓟门、梁、宋等地，过着“混迹渔樵”的流浪生活，落拓失意，甚至“以求丐取给”（《旧唐书》本传）。天宝初，曾任封丘县尉，因不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而去职。后客游河西，为河西，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掌书记，历官淮南、西川节度使，终散骑常侍，故有“高常侍”之称。他饱经忧患，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边塞情况和军中生活较为熟悉。[2]
岑参（715—770）南阳（今属河南）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幼时丧父，家境穷困，从兄就读，遍览经史，天宝进士。曾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后随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几度出塞，久佐戎幕，在塞外度过六、七年，对边地征战生活体验较深。官至嘉州刺史，故世有“岑嘉州”之称。[3]
二、高、岑边塞诗格调的形成
高、岑把诗歌当作自己精神的栖息地，在诗歌里倾诉自己的抱负，无所遮掩地表现自己的性情。相较而言，高适的诗歌虽然写得不及岑参那样奔放，但性情显得更为豪爽，把自己慷慨任气的性情融于诗，表现出傲岸自许。他在赴长安求官时写过一首意气豪迈的《别韦参军》，诗的前四句道：“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此时的他自以为通文武之道，只要愿意，建功立业是很容易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长安求官遇到挫折，在无奈中转向边塞寻求新的入仕途径。这时，他恃才自傲的情绪没有完全消退，未赴边塞而想象到边塞立功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止不住内心的豪情；“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以为只要置生死于度外就可以功成名就。当他到了边塞，才知道以前想象的立功边塞不容易成为现实，昂奋的精神受到了冷落，高涨的情绪跌到了低谷，反思人生，清醒地面对生活：
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北上登蓟门，
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
淇水徒自流，浮云不堪托，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
耕凿。且欲同鹪鹩，焉能志鸿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
这首自叙生平、胸怀的诗与他的《别韦参军》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生活本身教育他重新认识自我，不再说“二十解书剑”一类的话。他对于前途的信心完全被严峻的现实的生活化解了，没有能力展抱负、图宏业，似乎应该归于山林田园，做一个自耕自食的隐士。
此后高适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反反复复表白空有大志，白读诗书。“一生徒羡鱼。四十犹聚萤。从此日闲放，焉能怀拾青”(《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却又在叙说人生时自我安慰：“蹇质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这几乎是他一生前四十年的总结，他对自己很失望，想放弃对于社会政治的追求；在追求无奈之际觉得功名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追求的必要。实际上他内心对怀才不得其用很不甘心，说起话来愤激得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曾对高适的性格如是评价：“他虽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澹远，李白的清丽奔放，却自有一种壮激致密的风度，为王孟他们所没有的。”
高适以自身的才学为本，以建功立业为标尺，他自视太高，稍有坎坷，情绪的起伏就相当大，直到生活的挫折使他日显深沉，愤世之心取代了立世之心。他47岁时才做封丘县尉，并不快活，曾在《封丘县》里自诉苦闷；“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他似乎想步陶渊明的后尘归隐田园。高适的归隐思想在不得志之后长期存在，在弃官不为上，他效法过陶渊明，但所弃的是封丘县尉，并不能够从此沉溺于江湖山林不入仕途。他弃小官是不愿为小官而谋求高位，使弃官只是一时以退为进的策略，终究没有隐居，反为官渐渐显达。当他为官显达的时候，生活少了锐气而有点平庸。
岑参早年家境贫寒，赖刻苦攻读长了才干，在长安十年才受命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并不如意，也想走立功边塞的道路，以获升迁。初到边塞，岑参兴奋不已，他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中，表现自己在“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里切实地悟出文人在边塞可以被改造成武将的。一旦他在边塞生活下来，环境变了，这才发现建功立业不是想象的样子，与意愿相违背。他在《题虢州西楼》中说：“错料一生事，蹉跎今白头。纵横皆失计，妻子也堪羞。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愁来无去处，只上郡西楼。”所谓错料一生事，其实是错以为可以立功边塞，不是他没有才干，而是“边城寂无事”不得不“抚剑空徘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一时间英雄无用武之地，怨言与丹心共存。安史之乱爆发，焕发了他的爱国情思，以忠义和悲愤的情怀重视人生和现实：“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手哭苍昊”(《行军诗》其一)；“早知逢乱世，少小漫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偶从谏官列，谬向丹墀趋。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抚剑伤世路。哀歌泣良田。功业今已迟，览镜悲白须。平生抱忠义，不敢私微躯”(《行军诗》其二)。社会的灾难、内心的哀伤与他欲报国而无以报国的痛苦相融合，真切地再现了“建安风骨”。
在边塞，岑参感受的是生活太平，安宁，使他忧虑自己不能够建功立业。岑参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岁月的流逝和功名的未立，二者成为他常咏的诗歌主题：
微才弃散地，拙宦惭清时。
白发徒自负，青云难可期
《虢中酬陕西甄判官见赠》
终岁不得意，春风今复来。
自怜蓬鬓改，羞见梨花开。
《春兴思南山旧庐招柳建正字》
在《郡斋闲坐》诗里，岑参对自己不能有所作为感到悲哀，以徇禄违反性情流露出对追求功名的悔意。岑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本来，岑参博学工文，在慷慨任气上不及高适。但边塞生活对他的磨炼，丰富了诗歌创作，使他有的边塞诗也趋于豪放。
高适、岑参赴身边塞对功业的追寻是盛唐时代文人才士的自然表现，同时，对于真的在边塞上建功立业的人怀有很深的羡慕之情。高适在《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中道：
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杨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
连孥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
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若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
威稜慑沙漠，忠义感乾坤。
他依据传闻渲染哥舒翰战九曲的激烈场面，夸耀哥舒翰的英武勇猛和赫赫武功。岑参则写过《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对封长清在播仙战胜吐蕃的武功也是极力称道，其五、其六分别写道；“蕃军遥见汉家营，满谷连山遍哭声。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暮雨旌旗湿未干，胡烟白草日光寒。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空马鞍。”单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高适、岑参对边塞战争的胜利怀有异常喜悦的心情，对哥舒翰和封长清的歌颂，也是歌颂唐王朝的声威，并以哥舒翰和封长清的武功，婉转地表现了自己所追求的功业的内涵。
高适、岑参的人生意愿与现实生活的不吻合引起各自的心理冲突，使诗歌成为最好的宣泄形式。他们在诗歌里流露出来的人生情志和忧伤的一致性，使边塞诗常常以建功立业为重心，以此建构自己的诗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的理想和失望、昂奋和忧郁的人生情绪或各有表现，或相互融合在一起，成为他们边塞诗的基本格调：豪壮与悲愤相兼，并通过边塞战事和风情得以生动地表现。尽管高岑的思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性情和表现边塞时所选择的表现对象、语言形式是不尽相同的，使他们的边塞诗自然具有了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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