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摘 要：“反讽”作为艺术手法，在《故事新编》中有着最为突出的体现。它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结构上，都使文本具有独特风格。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来自于作家独特的精神内涵与客观的社会因素共同作用而成。总之通过论文的写作，最终要揭示出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潜藏在作家独特艺术审美方式下的对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的独特而深刻的感受、认识，将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呈现出来。关键词: 讽刺 因素 运用 影响正 文： 我每次读《故事新编》，都会被书中的浪漫气息所深深吸引。尤其是游弋在那些充满谐趣、滑稽甚至有些夸张的文字中时，我都会为作家超人的智慧和文字驾驭能力所深深折服。而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这些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和史实，在鲁迅的笔下却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风貌？最终我把答案归结为反讽艺术手法的运用上。 一、鲁迅反讽艺术形成的外在因素 3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许多有志青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鲁迅不得不用曲笔作战，在隐晦曲折之中，鲁迅的反讽艺术更趋成熟。他的反讽，不仅取材于现实，还更多地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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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反讽”作为艺术手法，在《故事新编》中有着最为突出的体现。它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结构上，都使文本具有独特风格。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来自于作家独特的精神内涵与客观的社会因素共同作用而成。总之通过论文的写作，最终要揭示出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潜藏在作家独特艺术审美方式下的对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的独特而深刻的感受、认识，将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呈现出来。
关键词: 讽刺  因素  运用  影响
正  文：
    我每次读《故事新编》，都会被书中的浪漫气息所深深吸引。尤其是游弋在那些充满谐趣、滑稽甚至有些夸张的文字中时，我都会为作家超人的智慧和文字驾驭能力所深深折服。而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这些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和史实，在鲁迅的笔下却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风貌？最终我把答案归结为反讽艺术手法的运用上。
    一、鲁迅反讽艺术形成的外在因素
    3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许多有志青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鲁迅不得不用曲笔作战，在隐晦曲折之中，鲁迅的反讽艺术更趋成熟。他的反讽，不仅取材于现实，还更多地撷取历史事件从而借古讽今。如《文章与题目》巧妙地用历史上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李自成的汉奸行为来揭露反讽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以夷制华”的反动本质。又如《儒术》鲁迅引经据典，以揭露蒋介石尊孔崇儒的欺骗性，收到了强烈的反讽效果。鲁迅的非凡的幽默与反讽才能，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而那些辛辣的反讽，则让敌人闻风丧胆、无处逃遁。这些灵活多样的反讽手法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地联系。
    二．鲁迅反讽艺术形成的内在因素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广为传诵的名句，正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为了使祖国摆脱凌辱、人民得到解放，他一生毫不懈怠地进行战斗，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伟大领袖毛泽东曾说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正是作家独特的精神内涵才使得《故事新编》中反讽艺术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风貌。
    三、反讽艺术在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运用
    1．语言反讽艺术的运用
   （1）语言反讽艺术产生意义
   《故事新编》是作家对“神话、传说以及历史”再创造的结果。作家主体生命意识的积极介入，使作家笔下的神人、英雄、先贤、哲人都呈现出与历史文本不同的面目。这也就造成了新旧文本语境的必然相悖，而相互背离的语境又会使文本的语言发生变异。无论在语义上或是在语言风格上，都会呈现出反讽的意味。所以，整部小说集的语言反讽的特征是非常显著的，它使得作品风格迥异于《呐喊》与《彷徨》，呈现出特有的“油滑”风貌。
   （2）语言反讽艺术类型
    ① 语言承担的功能相异造成的反讽
语言承担的功能分为：认知功能，表意功能，交际功能等几种。相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所承担的功能很多时候都是不相同的。在《故事新编》中，由于作家故意将旧文本的语言直接移用到新文本的语境中，这样就使得语言的承担功能发生变异，也就造成了新旧文本语言语义的相悖，从而产生反讽。比如在《起死》中的一段文字:
    庄子一一楚王的圣旨在我头上，更不怕你们小鬼的起哄！（又拱两手向天，提高了喉咙，大叫起来：）
            至心朝礼，司命大天尊。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秦褚卫，姜沈韩杨。
            太上老君急急如意令！敕! 敕! 敕!
    庄子所吟诵的咒语，其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来自于《千字文》，“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秦褚卫，姜沈韩杨。”来自于《百家姓》。而《千字文》、《百家姓》这两本书语言原来承担的主要是表意功能，用于传达信息。而在《起死》中，作家却将来自于这两本儒家典籍的文字蹂进了咒语。而对于咒语来说，语言的声调和节奏是最为重要的形式构成，语义却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时候语言承担的是像声功能，取消了原来的表意功能。这样语言承担功能的相异，必然导致新旧文本语言的冲突、对立。从而使旧文本的教化指导的正统面目消失殆尽，还构成了对道家先圣以及儒家经典的深刻反讽。
    ② 语体特征发生变异造成的反讽
    语体是在具体语境中所使用的语言体系。当语境改变时，语体有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在《故事新编》中，由于作家将以文言文写成的旧文本移用到以白话文写成的新文本中，造成了语境的改变，某些段落出现了语体特征明显的变异，从而使语言内部发生扭曲，反讽也由此产生。
    在《庄子•天运》篇中，主要表现的是儒道两大哲学思想体系的较量。庄子采用了古奥典雅而且充满思辨色彩的语言。而在《出关》篇中，作家却用白话文加以表述。在两种语言的转化过程中，一方面，将文言虚词实词化，并且使用的多为口语词而非书面语。比如“夫六经”中的“夫”，本来为无意义的语气词，在这里，作家将它表述成“这玩艺儿”，采用语气词并将其儿化，不仅将经书降格，而且，将哲学思辨降格为民间俗语。又比如“岂其所以迹哉？” 却被表述为“那里是弄出迹来的东西呢？”哲学思辨的玄妙、深奥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民间趣味。另一方面，以民间俗语代换文言词。比如:“乌鹊孺，鱼傅沫”翻成“鸦鹊亲嘴，鱼儿涂口水。”经过口语化、通俗化的处理之后，语言的风格特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而使语言内部出现了不协调。使文本的思辨色彩淡化，呈现出戏谑的意味，从而构成对道家经典的有力抨击。
    ③ 语言与言说主体身份背离而造成的反讽
    讲述体语言是小说塑造和表现人物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任何讲述语言来说，语言的内容和语体风格应该与言说主体的身份、个性等主题性因素保持一致。如果讲述的语言与言说主体身份不相符合的话，就会产生新的意味。在《故事新编》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作家将出自旧书的语言用讲述的方式加以表达，并且将其安置在与语言特征极不相符的人物身上。这种手法使语境发生急剧变化，也就促使语义偏离了旧文本，从而产生反讽。比如在《采薇》篇中农妇阿金讲述伯夷、叔齐之死的一段话：
    “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她说，“她看见他们的撒赖，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您瞧，这不是顶好的福气吗？用不着种地，用不着砍柴，只要坐着，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里来。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那老三，他叫什么呀，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了。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的。’一面就慢慢得伸开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灵的东西，它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走了。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嘴，叫母鹿从此不要去。您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吗？那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贪心，贪嘴呵!……”
    这段话最初见于汉代刘向编纂的《列士传》。这段文字是:
    “……遂隐于首阳之山，不食周粟，以薇菜为粮。时有王糜子往难之，曰:‘虽不食我周粟，而食我周木，何也？’伯夷兄弟遂绝食。七日，天遗白鹿乳之。迳由数日，叔齐腹中私曰:‘得此鹿完咦之，岂不快哉！’于是鹿知其心，不复来下。伯夷兄弟俱饿死也。”
    显然，从《列士传》对伯夷、叔齐之死故事的客观叙述转变成《采薇》中农妇阿金绘声绘色的讲述，语言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里，作家故意将粗俗、卑贱的农妇阿金的讲述进行艺术加工，使它具有只有文学家才有的丰富的想象力和斐然的文采。这样一来，语言就与言说主体的身份发生背离。旧书的语义逆转，并且使语言带上了浓重的反讽挖苦的意味。不仅批判了幸灾乐祸，肆意污蔑、诽谤他人的村妇，同时也瓦解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神圣性，还历史以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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