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官僚面具背后的人性化内涵 ——卡列宁形象再认识引言《安娜 •卡列尼娜》可以说当之无愧地成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奇葩。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以史诗性的笔调描写了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躁动不安，展现了“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 的时代特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融入了作家的情感与心血，致使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的、立体的、站立的。迄今为止，人们对安娜这一形象地解读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对她的丈夫卡列宁却关注颇少。在无数外国文学教材和评论文章中，卡列宁几乎是个令人厌恶的戏剧小丑形象，并以他外貌到内心的丑恶和安娜的精神美与外表美形成了强烈地对比。自私、虚伪、冷酷一系列词仿佛是对卡列宁最好的诠释。甚至于他的善，都被赋予了伪善的内涵。其实，卡列宁鲜为人知的身世以及特殊的成长环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因而他那“机器”面容背后的善与情，往往被历史所湮没。一、卡列宁形象的传统认识 自从卡列宁这一人物诞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已经定位在了伪善、僵化、空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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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面具背后的人性化内涵
                         ——卡列宁形象再认识

引言

《安娜 •卡列尼娜》可以说当之无愧地成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奇葩。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以史诗性的笔调描写了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躁动不安，展现了“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 的时代特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融入了作家的情感与心血，致使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的、立体的、站立的。迄今为止，人们对安娜这一形象地解读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对她的丈夫卡列宁却关注颇少。在无数外国文学教材和评论文章中，卡列宁几乎是个令人厌恶的戏剧小丑形象，并以他外貌到内心的丑恶和安娜的精神美与外表美形成了强烈地对比。自私、虚伪、冷酷一系列词仿佛是对卡列宁最好的诠释。甚至于他的善，都被赋予了伪善的内涵。其实，卡列宁鲜为人知的身世以及特殊的成长环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因而他那“机器”面容背后的善与情，往往被历史所湮没。

一、卡列宁形象的传统认识

  自从卡列宁这一人物诞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已经定位在了伪善、僵化、空虚等词语上，认为他没有情感需要，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卑鄙小人。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是“体面”，为了这外在的华而不实的“体面”的维护，他不仅牺牲了正常人所应该享受的现实生活的乐趣，而且最终也因此失去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失去的妻子，导致了家庭的破裂，致使他在无比痛苦的内心煎熬中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羞辱、寂寞和空虚。这正是由于他屈服于环境，压制了生命意识中的情感因素，过于理性化而情感意识匮乏，从而形成他扭曲的个性。因而展现在我们读者面前的卡列宁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人，而是一个自私虚伪的官僚、一架麻木冷酷的机器、一位恶毒伪善的圣徒。
（一）自私虚伪的官僚
  以中国学者雷成德为代表的一些评论家在《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研究》中曾对卡列宁这一形象做过较为合理和客观的界定。他们认为卡列宁作为法律、教会和社会舆论的代言人，有着卑劣的一面。卡列宁是一个大官僚，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官场的勾心斗角是他所关心的大事，升官和功勋是他追逐的对象，因此他没有那种属于正常人的爱情，就连他的婚姻也蒙上了政治的色彩。的确，这就是大家读完作品后对卡列宁的第一认识，自私虚伪是对他本性的最好概括，我们从他和安娜的结婚、婚变以及处理婚变的历程中，便可以清晰的审视出卡列宁人生观的扭曲。
  卡列宁之所以向安娜求婚并不是因为他爱安娜，而是由于他的政治需要，为了他那向上爬的道路能少一分坎坷，多一道坦途。正如他对安娜所说的“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我爱你。” 而不是因为“我爱你，才娶你为我的妻子。” 在家庭生活中，卡列宁是漠视爱情的，他只需要家庭生活，妻子对他来说是有家有室的标志，而不是需要有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他的家庭被官气笼罩着，公文的套话成为他僵化人格感情的枷锁。婚姻对于卡列宁夫妇来说完全是一个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1] 卡列宁就是这个围城的镇守者，而安娜则一心想冲破这个已陷入死寂的围城。但贵族社会的道德、婚姻的制约以及卡列宁的 “体面” 成了安娜企图冲出围城的最大桎梏。卡列宁维护他和安娜的婚姻，不是在维护他们的爱情，而是在维护他的“体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安娜出轨的人不是卡列宁，而是上层社会。在贝特西公爵家，安娜和弗龙斯基谈得火热，毫不顾及她的丈夫，而卡列宁也同样没有在意，只是“瞥了他的妻子和弗龙斯基一眼，他就走到女主人面前，坐下喝了一杯茶，用他那从容的、一向嘹亮的声音带着几分挖苦地说了起来”。直到“他注意到客厅里旁人都觉得这有点稀罕和不妥，因此，他也感觉到有失体统了。” 可见卡列宁关心的不是他妻子的爱还在不在，而是他的“面子”是否还存在着。
  也正是由于他在上层社会中的 “面子” 似乎比他的生命都重要，因而才会使得他不敢、也不愿意相信安娜的出轨。在社交界都吵得沸沸扬扬时，他依然固执地相信这不是一个事实，甚至在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同卡列宁的谈话中暗示了安娜和弗龙斯基的接近有些不妥时，“卡列宁严厉地制止了她的话，极力表示他的妻子没有可疑的地方。” 他不愿看见，也没有看见，社交界都已经斜着眼睛看他的妻子了。这时的卡列宁无异于用纸包火，用他那虚伪的言行来掩盖一份死而复生的爱情。显然，他是徒劳的、无力的、甚至于是掩耳盗铃。当卡列宁确认妻子背叛自己的实情以后，他也曾十分痛苦，但冷静地思考了安娜和他以往生活的细节后，理智又在他的思想中占了上风。“他只关心一件事，怎样用最妥善、最得体、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合理的方式雪洗由于她的堕落而使他蒙受的耻辱，继而沿着积极、诚实和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 并且自我安慰，像自己一样遭遇到妻子对丈夫不贞的，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问题在于怎样不失面子，忍受这样的境遇。他逐一分析了跟他同样处境的人们的应付方法，决斗、离婚、分居，这些对自己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声名赫赫的省长来说，无异于让他赤身裸体的站在公众面前。“他深信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发生的事隐瞒起来，采用一切办法斩断他们的私情。但最主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不承认——要惩罚她，用这种方法把她留在身边。” 当他发现安娜与弗龙斯基的私情不但没斩断反而愈演愈烈时，卡列宁所想的仍旧是如何维护他的面子，而不是他的爱情。这就是一位上层社会的官僚，除了自私虚伪，他一无所有。
（二）麻木冷酷的机器 
  在情与理的人生天平上，卡列宁重理轻情，“本我”让位于“超我”。过多的追求“体面” 等华而不实的因素，造成了他那种机械地爱、机械地生活、机械地工作的人生状态。“他不是男人，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的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他是一架凶狠的机器。” 这就是安娜眼中的卡列宁。而卡列宁同样也早已在心目中构建好了一位省长夫人所应有的举止和一个女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托尔斯泰曾经认为：“人的尊严不在于他具有无论何种品格和知识，而仅仅在于完成自己的天职。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她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2]依此观点，妇女的天职是生儿育女，男人的职责是像工蜂一样筑巢安窝，养活妻儿，那么妇女永远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妇女将被永锁家中，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卡列宁对安娜的要求恰恰是列夫•托尔斯泰这一思想的真实再现。卡列宁想当然地以为安娜也像当时俄国社会的大部分女性一样，安心在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就知足了。情感地不可能沟通使他不知道安娜这样的女性，在社会新思潮的冲击下，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观念，生儿育女已不再是她生活的全部。她渴求一种新的生活，渴求有激情的生活。在安娜的内心深处，爱的火焰正时刻等待有人来点燃，比安娜大二十岁的卡列宁是不可能察觉妻子这一需要的。他只认为他给了安娜应该有的一切，给了安娜一个上流的富足的家，给了安娜一个完成她女人应该有的使命的机会，而对于安娜情感上的需要，卡列宁是麻木的，也是他这个年龄、地位的丈夫无法想象的到的。此外，卡列宁对安娜重新寻求爱情的态度几乎是冷酷的。在赛马场，弗龙斯基由于不慎摔下马，安娜顿时不知所措，坐立不安，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因为她无法得知弗龙斯基的伤势，而又不好以个人名义打探，只能心急如焚的等着哪怕是一点儿消息。可这时的卡列宁看到安娜的失态举止后，唯恐大家有什么想法，便赶紧走到安娜面前，殷勤地把胳膊递给她说：“我们走吧，假使你高兴的话。” 此时的安娜当然无暇顾及她的丈夫，但卡列宁又坚持说：“我再一次把胳膊伸给你，假如你要走的话。” 就在安娜毅然回绝了他，并且为弗龙斯基哭泣的时候，卡列宁非但没有任何安慰同情的话语，反而“用身子遮住她”并且说“我第三次把胳膊伸给你。” 在这一次次的催促中，我们只看到卡列宁为了维护其颜面不受伤害，近乎于残酷的一次次逼安娜离开，丝毫不去顾及安娜心内的情感与焦躁地情绪。
(三）恶毒伪善的圣徒
   卡列宁在托尔斯泰的笔下除了自私、虚伪、麻木、冷酷之外，还体现出了超人的大度和宽容，甚至于常人难以理解的善，但这种宽容的背后又恰恰隐藏着卡列宁的虚伪。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原谅安娜，允许弗龙斯基与自己的妻子约会，对妻子的婚外情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宽容，实则这善的背后隐藏着卡列宁强烈的报复心理。工作中，他能在家庭最危机的时候清醒地知道如何击败自己的政敌，并因想到了周全的计划而愉快。在对他的语言和心理描写中，我们真正感受到的不是丈夫失去妻子的痛楚，也不是男人失去尊严的愤怒，而是一个高官害怕自己名誉受损的胆怯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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