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然而，刘兰芝依然是有封建礼教所不容的缺陷的。这个缺陷就表现在她被休的原因上。《孔》诗中刘兰芝究竟为何被休？纵观学术界论述，有“美色说”、“门阀说”、“无子说”、“恋子说”等几种代表学说。除“恋子说”有点接近历史真实外，其余各说则猜测、推测甚至想当然的成分太多，顾此失彼，各有各的不足。我们既要依据《孔》诗所描写的实际，又要从汉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众所周知，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而在“休妻”这件事上最具权威的“法律依据”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七出”的内容见于《仪礼•丧服》，原文记载为：“七出者，无子，一也；yin泆，二也；不事姑舅，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就可以被休弃。前述的“无子说”，主要依据的是第一条，但真是这一条的话，那么“年始十八九”的县令第三郎和“娇逸未有婚”的太守五公子就不怕绝后吗？所以这一说是站不住脚的。拿剩余“六出”和《孔》诗中所描写的实际作对比，可以肯定刘兰芝是犯了第

回归历史真实的解读——对《孔雀东南飞》主题思想的再认识(人教版高一必修教学论文),标签：语文教学论文大全,http://www.51jxk.com
    然而，刘兰芝依然是有封建礼教所不容的缺陷的。这个缺陷就表现在她被休的原因上。《孔》诗中刘兰芝究竟为何被休？纵观学术界论述，有“美色说”、“门阀说”、“无子说”、“恋子说”等几种代表学说。除“恋子说”有点接近历史真实外，其余各说则猜测、推测甚至想当然的成分太多，顾此失彼，各有各的不足。我们既要依据《孔》诗所描写的实际，又要从汉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众所周知，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而在“休妻”这件事上最具权威的“法律依据”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七出”的内容见于《仪礼•丧服》，原文记载为：“七出者，无子，一也；yin泆，二也；不事姑舅，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就可以被休弃。前述的“无子说”，主要依据的是第一条，但真是这一条的话，那么“年始十八九”的县令第三郎和“娇逸未有婚”的太守五公子就不怕绝后吗？所以这一说是站不住脚的。拿剩余“六出”和《孔》诗中所描写的实际作对比，可以肯定刘兰芝是犯了第三条“不事舅姑”的“罪名”而招致婆婆内心不满最终被遣归的。“舅姑”即“公公和婆婆”，“不事舅姑”就是不孝顺公公和婆婆的意思。诗中所描写的焦家，家长只有婆婆即焦母，对于刘兰芝来说，“不事舅姑”就是不孝顺婆婆。她那么优秀，怎么就“不事舅姑”了呢？原来《礼记•昏义》中又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妇女应守妇道，与丈夫的柔顺亲密程度要合乎舅姑（和其他家人）的心理要求，否则即可视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而且焦仲卿深爱兰芝已不能自拔，否则他不会发出那些爱的誓言并能随兰芝而“自挂东南枝”，这是古今人们的共识。可见，焦仲卿“甚宜其妻”是毫无疑问的。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高兴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可以“出”，因此，焦母内心肯定是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遣归的。要是焦父还在世的话，焦母也不会专注于小两口的恩爱有加，可能也不会心中如此怀忿，恰恰刘兰芝所嫁的焦仲卿是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长期守寡的焦母多少会有点恋子情结（仅限于此，是其“不悦”的心理依据，也即上述认同“恋子说”接近历史真实的原因）。实际上，事情即便如此了，焦母也没有立即就要将兰芝驱遣，她还是强忍着心中的不满的（吾意久怀忿），只不过会经常给兰芝找点茬（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但毕竟只能明于心，不能说出口，可能是想让兰芝明白：不要太妖媚，和我儿子太黏糊了，得注意点分寸，要“须乎舅姑，和于室人（毕竟还有个小姑子啊），而后当于夫”，然而，刘兰芝致命的缺陷是她到死都没弄明白婆婆的这点心思，性格刚烈的她竟然忍受不了这点“茬”，就在仲卿面前诉苦告状，进而又自请遣归。这焦仲卿也是“一根筋”，就立刻转身向母亲求情，你这不是更给母亲火上浇油吗？婆媳矛盾一下子激化而不可收了，这才出现了婆婆誓休儿媳的情节。从文中的描写实际来看，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刘兰芝被丈夫爱着宠着不是她的主观过错，她的主观过错就是没明白婆婆的心思，应该顺着婆婆，不要太过刚烈。你们的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本来就让母亲心中不悦，这已经是不合封建礼教了，现在不但不想办法“熄火”，反而一通诉苦告状，自己就完全被置于不孝之地——“你本来就妖媚，勾了我儿子魂似的，现在又挑拨我们母子关系。”加之焦仲卿的不冷静和言辞行为的不当，竟敢用“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这种质问的口气跟母亲说话，更造成了焦母对刘兰芝的不满，使焦母会认为儿子已完全被儿媳所左右，儿媳说什么，仲卿就信什么并肯为儿媳做什么， 焦母这才有“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决心，然而仲卿继续顶撞母亲：“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这就激起焦母的无限愤慨，才有“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种怒不可遏式的表现。可以说，焦仲卿的这种态度，也毫无疑问地违背了封建礼法：做儿子的应体谅父母特别是寡母的心情，不要随心所欲，“娶了媳妇忘了娘”，媳妇一诉苦，儿子就怪娘。我们现代的很多评论者，动不动就拿封建礼教说事，把封建礼教批得一无是处，而这时的封建礼教氛围可以说是很宽松的（也于《刚烈•专情•绝望•轻生》中作过论述）。这也是乱世时期的青年人之所以淡漠封建礼法的写照呀！我们试想，刘兰芝的诉苦和焦仲卿的质问、顶撞，就是放在现代社会，公公婆婆也好，亲生父母也好，心中就一定会很舒服吗？至少会被视为对父母是极不礼貌的，也是要受到父母批评和舆论谴责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要有一点规矩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园”，封建礼教就是那个社会的规矩，如果是乱世，这样的规矩肯定会被破坏无遗，人们还尤其希望它的回归和加强。诗中故事发生的“汉末建安年间”，编录该诗的徐陵所处的南朝，都是封建社会的乱世形态，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诗集的编录者，都渴望封建正常统治秩序的回归，渴望封建礼教的加强，怎么会去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本身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论据，就是深化诗歌主题思想的结尾，很多现代评论者可能都忽略了。只顾对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表示义愤了，结果就简单地、片面地、教条地得出了该诗主题思想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的结论。“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的情节值得我们玩味。不是“刘家求合葬”或“焦家求合葬”，即不是两家中的任何一方向另一方求合葬，而是两家达成了高度一致。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焦母从内心承认了这个儿媳，否则，她不会让刘兰芝和自己儿子合葬在一起的，况且还把墓冢大加美化一番。可见焦母还不像封建社会末期那些“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的忠实的封建卫道士那样顽固不化。焦母是从内心深处被这个让自己休弃的儿媳深深震撼了：没想到她能以生命去捍卫对我儿仲卿的忠贞！她是一个比自己还刚烈、忠贞的节妇！那么她妖媚一点、和仲卿恩爱有加给我带来的那点不愉快又算得了什么呢？唉，我不该把他们生生给拆散，还是把他们葬在一起吧！只有焦母有了这种思想转变，才可能有“两家求合葬”的高度一致。我们假设全诗的主题思想就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的话，那么，结尾就不该有这样令人玩味的情节，而完全可以至“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处结束全文，不更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吗？或者再加一个焦母依据礼法坚决不允合葬的情节，不更让人痛恨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吗？然而却有了这样的结尾，我们就一定要揣摩其深意！对照前述关于“主题产生”中说主题“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各种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意思，它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体现着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包含着作者对文章中所反应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来看，该诗能够“渗透、贯穿于文章的全部内容”的中心意思、写作意图的，只能是对“刘兰芝对真爱的向往和忠贞”的赞赏，同时又告诫人们：青年男女相互恩爱本无可厚非，但需合乎礼法，尊重长辈，不能只顾自己欢愉而不顾寡母感受。她因夫妻恩爱太深而“不事舅姑”的“过错”和她宁死不事二夫的刚烈相比，还有什么不能被原谅的呢？所以才有焦母上述思想的转变，才有美化墓冢以示彰显的细节。但刘兰芝毕竟因 “刚烈、专情、易绝望、易轻生”的性格因素（仍见于《刚烈•专情•绝望•轻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焦仲卿也因太爱兰芝不能自拔遂“自挂东南枝”，而这个悲剧最初却是他们不以家长为尊、不以礼教为重才导致焦母执行家长权威的结果；即便如此了，也不必马上就闹出双双自杀殉情的惨剧，这时的礼法还没有逼你到那个地步吧，所以，才有“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沉痛告诫。有论者竟想当然地说“合葬”是不可能的，只能按浪漫主义去理解（只有“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才算是浪漫主义手法），这是没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分析问题的局限。
    正如笔者在《刚烈•专情•绝望•轻生》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刘兰芝不是太过刚烈而自请遣归，而是能多运用智慧想想为什么，多在焦母面前周旋一下，事情的发展完全可能是另一番结局。焦仲卿如果先多和母亲交流一下感情，弄清母亲不满于兰芝的原因，然后再想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听了媳妇的话就先去质问母亲，进而又顶撞母亲，惹得母亲大怒而无法收拾。焦母毕竟因长年守寡而性格变得怪异一些，那么做晚辈的就不该体谅一点吗？况且焦母并不像封建社会末期那些“存天理，灭人欲”“以理杀人”的忠实的封建卫道士那样顽固不化呀！难道全都是封建家长及封建礼教“惹的祸”吗？这样一推敲，刘、焦的做法就是放在现代社会恐怕也有不妥的地方吧？可见，上述种种分析都表明，该诗不是以“揭露和批判封建家长制及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为首要目的的，而是另有“所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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