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一九二五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一九三三年，鲁迅又在《再谈保留》中说：“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很明显，鲁迅自己认为《阿Q正传》是为了“暴露国民的弱点”，或者说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作品描写的实际也是和鲁迅的论述相吻合的。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围绕着“暴露国民的弱点”或“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一思想下笔的，出神入化地刻画了阿Q这样一个荒唐怪诞的典型人物，同时也描出了与阿Q相关的“国民”的群像。小说在《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这两章集中地描写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一精神特点，这是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所以无需举例说明。难点是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否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在其余章节中也有所表现。答案是肯定的。在

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思想底蕴(粤教版高二必修教学论文),标签：语文教学论文大全,http://www.51jxk.com
    一九二五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一九三三年，鲁迅又在《再谈保留》中说：“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很明显，鲁迅自己认为《阿Q正传》是为了“暴露国民的弱点”，或者说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作品描写的实际也是和鲁迅的论述相吻合的。从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围绕着“暴露国民的弱点”或“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一思想下笔的，出神入化地刻画了阿Q这样一个荒唐怪诞的典型人物，同时也描出了与阿Q相关的“国民”的群像。小说在《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这两章集中地描写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一精神特点，这是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所以无需举例说明。难点是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否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在其余章节中也有所表现。答案是肯定的。在第四章《恋爱悲剧》里，当阿Q向吴妈求婚失败后，遭到赵秀才的一顿痛打，作者是这样写的：“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啪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他冲出厨房，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这里的“仿佛”，实在是一个高明的用词，其旨仍在提示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简直是无所不“胜”，竟然可以抚慰肉体的疼痛，将确确实实背上所挨的一击在头脑里模糊起来。恋爱悲剧的结果，就是未庄居民的“坚壁清野”，而且发生了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生计问题”。这时，阿Q的精神胜利法似乎失灵了，他不能饿着肚子，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可见，鲁迅笔下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必须是有起码的物质基础的，即必须满足肉体的存在。于是阿Q不得不去“求食”，偷萝卜、进城。进了城的阿Q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做了窃贼的助手，在正手失利的时候居然独得了一个包袱，使他骤然变得手中有货，腰里有钱。于是，他无端蔑视举人，认为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即便在革命问题上，阿Q的思想里也有精神胜利法的影子存在。“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正如范伯群、曾华鹏在《鲁迅小说初论》中分析的那样，“便是我”三个字是充满潜台词的：“便是我”这样一向深恶革命的人也要去投了，连我这样的忠贞之士也要去革了，可见这伙妈妈的可恶可恨的极度了。阿Q运用了解嘲法将“深恶”和“要投”之间的矛盾的渊谷给填平了，他从此“革”得理直气壮！他的“似乎”律又起了作用，“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阿Q的“革命”也有那么一副“阿Q相”。可见，精神胜利法对他的毒害之深。又如阿Q在土谷祠中红烛中的一段“狂想交响曲”，“是典型的流寇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精神胜利法的高扬。”“是精神胜利法的极致。”当阿Q被抓进监狱之后，仍然做着精神胜利的畅想，而且着重于这种精神畅想的刻画，“鲁迅是将阿Q的两面（不满和畅想）统一于精神胜利法这一主要品性之上。阿Q还是阿Q，阿Q毕竟阿Q！”然而，这还不够，还不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极致，阿Q精神胜利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用此法麻醉自己达到生死无差别的境界。这个升华的标志，就是当他突然感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的时候。鲁迅说：“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南腔北调集•漫与》）因此，他笔下的阿Q当然也想活下去，所以当他知道要杀头时，“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接着，作者又写到，“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的“泰然”并非视死如归，而是精神胜利法在治疗着他的发昏的神经，这时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特征是严重的宿命论思想。鲁迅三次用一个思维模式来提示阿Q的愚昧思想：“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罢了。”“似乎”、“大约”、“未免”成了发昏时的一种镇静剂。当绑其赴法场时，因看到了昔日追求过的吴妈，“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有志气”，于是“无师自通”地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但这恰恰又是最没有志气的一种自我陶醉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中说：“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无惧色的原因。”阿Q自然而然地用了一回佛教轮回说，在临终时减去一些惧色，从本质上说，难道不又统一于精神胜利法了吗？最后，使尽了精神胜利法解数的阿Q，想说一句真话“救命”，竟然来不及喊出，这倒确实是震撼人心的。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曾经震撼过多少读者的心灵，难道在“救救阿Q”面前，读者会无动于衷吗？一生都是以精神胜利为主要品性的阿Q，死不瞑目的是竟然喊不出一个“救命”就被“正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是莫大的悲哀。但毕竟有鲁迅为他书了这份“遗嘱”。鲁迅似乎想通过代书“遗嘱”而让读者去思考：在这场悲喜剧面前，我们应该去做什么？鲁迅当然不要求去劫法场，而是要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国人的魂灵”，探索怎样去为他解脱那精神的镣铐——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由此可见，《阿Q正传》的从始至终，正体现了作者的“暴露国民的弱点”或“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给大家看，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意图。因此，不顾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文本的全面实际，而仅就作品最后三章所表现出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悲剧，说《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是“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显然是用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而得出的一个颠倒主次的结论。
    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以往的论家在分析精神胜利法时，往往只注意到对阿Q的研究，认为“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即批判‘阿Q相’”，而忽视了对赵太爷、赵司晨等人的精神胜利法的研究。有的论者干脆不承认这些人使用精神胜利法，以为这样会削弱阿Q的典型形象，而精神胜利法那就是阿Q的“专利”。这也是有局限的，是有悖于原作实际的。鲁迅在一九二二年所说的“国民”，是一个没有阶级属性的概念，鲁迅当时并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他抱着一种“揭露国民性的弱点”的思想去创作，这“国民”就绝不仅仅是一个阿Q就能全部代表的了的，而应是一个群体代表，因此，就不能不在赵太爷等人的身上留下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例如，当阿Q“中兴”以后，赵太爷为了购得便宜货，不得不托邹七嫂去寻阿Q，但却总不见阿Q的人影。这时，赵太爷想起了春天所订的“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的条件，这不似乎有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之嫌吗？于是赵太爷心想：这是不足虑的，“因为这是我去请他的。”好一个“我去请他的”，足以显示赵太爷的自我解嘲。“这自我解嘲其实就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当赵府上并没捞到便宜货，秀才对阿Q的“懒洋洋”很不平，要驱逐他，这时同样失望而气忿的赵太爷却“以为不然”，说“这也怕要结怨”。为什么一向视阿Q为不齿的赵太爷这时却如此的“怕要结怨”，因为现在手中有货的阿Q尚深浅难测，他还是以小心谨慎为上策，只有这样做，他的精神上才能得到某种平衡，安然起来。不久，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赵太爷像遭了瘟一样，当阿Q“昂了头直唱过去”时，“老Q”，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地叫，仿佛阿Q忽然高大了许多，而自己骤然矮了半截似的。而且还没话找话地和阿Q搭讪：“‘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这种低声下气的姿态，和昔日不许阿Q姓赵时的威风相比，简直太有点“自轻自贱”。赵司晨也直接称呼阿Q为“Q哥”，突然这么一叫，不知阿Q身上起不起鸡皮疙瘩。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和阿Q套近乎、探口风中寻找“自我安慰”，使“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灵找到一种凭借和依托。这种“自我安慰”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可见，当赵太爷等人在居于某种劣势时，也会乞灵于精神胜利法。当然，赵太爷等人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有差异的：前者是为了欺人，以骗取阿Q的好感而不至于让他来革自己的命，后者则纯是为了自欺；前者是上层人的精神胜利法，因要顾及脸面，所以较为隐蔽，后者则是底层人的精神胜利法，实出无奈，只能是赤裸的、露骨的。欺人者的目的，不是改革社会，而是竭力维护自己穷途末路的腐朽统治，造成广大被欺者的麻木、愚昧。阿Q是被欺者的代表，他的精神胜利法，表明了他的麻木和愚昧，这是阿Q性格中最重要的品性，证明了欺人者的行之有效。此外，他又是多面的，他的顽劣、狡猾、奴隶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还有质朴、反抗性，然而对比之下，劣根性却是最主要的。因此，鲁迅刻画“国民”弱点是非常成功的：他刻画的不是阿Q这样一个个体“国民”形象，而是包括赵太爷、赵司晨等人在内的群体“国民”形象。中国的积贫积弱，正是这样一群“国民”的劣根性互相作用的结果。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不能只让阿Q们担当起这样的责任，中国的赵太爷们、赵司晨们等都有这样的责任。因为列强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吃下，就不只是阿Q们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也是赵太爷们、赵司晨们等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了。难道中国的贫穷落后挨打，只能让阿Q们来承担责任，而与赵太爷们等人无关？分析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敬佩鲁迅作品的伟大、深刻、全面，而我们一些评论家，偏偏只看到一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往往只拿阿Q来说事，“国民”的弱点，也只是阿Q的“专利”。小说中关于革命问题的章节，只是文本的极少部分，究竟是表现了“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样所谓的主题思想，还是为表现“暴露国民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真正主题思想服务的，相信，只要有一点文学理论常识的评论家，会得出一个正确结论，而不能再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或为了“立一家之言”，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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