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3．巴金自白——我在文革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10 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 年的奴隶！这10 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 家》 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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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金自白——我在文革中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10 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 年的奴隶！这10 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 家》 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 激流》 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 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23年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1970 年的我和1967 、l968 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1966 年9 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 ，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要马上交卷，就打起情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宜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1969 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1969 年5 月23 日学习毛主席的《 讲话》 ，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 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绝不像1967 未1968 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1966年。我是19 66年8 月进‘牛棚", 9 月10 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12 月。这可怕的12 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敞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了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1967 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1969 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衰"，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1941 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作"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到1969 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作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1967 、1968 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1969 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mi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 ... 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 ，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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