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事实胜于雄辩。巴金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正如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所说的：“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我每天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什么……”“文革”后，巴金写《随想录》，痛苦地解剖自己，他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要多说真话。他说：“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说得多好。——冯沛龄（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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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事实胜于雄辩。巴金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正如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所说的：“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我每天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什么……”“文革”后，巴金写《随想录》，痛苦地解剖自己，他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要多说真话。他说：“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说得多好。
——冯沛龄（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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