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阅读能力的培养,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国民素质,有着明显的素质教育意义。现代社会的发展日趋多元化,过于狭隘的语文学习很难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未来社会的扫盲不在识字方面,而在文化知识方面。一个人的知识面不宽广,甚至可能读不懂每天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大大影响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了解。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斯诺(C.P.Snow)1959年在剑桥大学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题目是《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指出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对立造成的文化分裂,致使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再也无法就同一重大社会问题进行认真研讨。他认为,一个作家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毫无所知,就等于一个科学家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有趣的是,罗素也曾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是碰巧要杀死他的叔叔,熟悉《哈姆雷特》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不读它就失去了一种精神财富。语文课中加强各类文化论著的学习,能弥补分科教育造成的学生片面发展的弊端,同时,由于文化论著理论性强,富有思辨力,还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分析、概括、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能力。 中学教育的高级阶段,写作题材要更加广泛,议论要有一定深度,应该鼓励学生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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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的培养,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国民素质,有着明显的素质教育意义。现代社会的发展日趋多元化,过于狭隘的语文学习很难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未来社会的扫盲不在识字方面,而在文化知识方面。一个人的知识面不宽广,甚至可能读不懂每天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大大影响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了解。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斯诺(C.P.Snow)1959年在剑桥大学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题目是《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指出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对立造成的文化分裂,致使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再也无法就同一重大社会问题进行认真研讨。他认为,一个作家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毫无所知,就等于一个科学家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有趣的是,罗素也曾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是碰巧要杀死他的叔叔,熟悉《哈姆雷特》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不读它就失去了一种精神财富。语文课中加强各类文化论著的学习,能弥补分科教育造成的学生片面发展的弊端,同时,由于文化论著理论性强,富有思辨力,还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分析、概括、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能力。
中学教育的高级阶段,写作题材要更加广泛,议论要有一定深度,应该鼓励学生写出独特的感受和深刻的思考。文化论著的学习,有利于促进读写结合,为写作提供广泛的议题和思维空间。学生头脑中吸收了广博的文化知识,并了解了一些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联想,针对某些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陈述自己的见解。还可以各施所长,就课文中涉及的其它学科知识进行引申发挥。
语文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长期以来竟不很关心甚至漠视自己负载的文化内容。这种大愚若智的态度,不但损害了语文学习自身的利益,也丢掉了这门古老的课程的光荣传统,谢绝了它在现代教育中再度统帅三军的机会。
三、课程整合中的大语文观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J.S.Bruner)说:“课程论是教育理论的实质,因为它是研究如何占有这个学习世界的。”英语“课程”一词(curriculum)来源于拉丁语,原是“跑道”(racecourse)的意思。现代教育中的课程是以分科设置为主的,而且“跑道”越来越多。这适应了社会分工的需要,有利于各科知识的系统学习,强化了学科内部的逻辑组织,缩短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距离。但课程设置的专门化,也导致了知识学习的孤立化。课程表上的等分时间向学生输送的是不相关的学习内容,学生不得不关闭心智的通道,在头脑中给每个学科开辟出单独的房间。这样,本来触手可及的相关知识,可能在学科的国境线上被阻断;本来可以立体考虑的问题,可能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平面。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K.E.L.Planck)就曾指出:“科学乃是统一的整体,将科学划分为若干不同领域,这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其实,从物理学和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直到社会科学,这中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环节。”现代教育在知识激增的压力下,不得不分解“整体”,丢掉“环节”,拆碎七宝楼台,分成片段。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设计,基本上是按照知识的纵向发展来组织教学的。它过于注重学科的内在逻辑,忽视了教学的心理组织因素;过于强调知识的内聚性、递进性,忽视了知识的相关化、融合化和广域化。这种“破碎课程”(Fragmented curriculum)模式,缺乏动态的教学目的,割裂了学生的理解力。
为了克服分科过细的弊端,各国教育改革作了许多尝试,但又都难以避免自身的局限。如在学科内部加强与其它学科的横向联系,活跃了思维,也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对本学科内容的牢固把握;以学习者为中心来设计课程,照顾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放松了教学要求,使教育失去了水准;开设综合课程,给学生提供了广泛的相关知识,但也因信息的散漫而失之肤浅,所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只在某些国家的小学提倡、推广这种课型。由此可见,不同的课程组织形式(垂直的、纵向的与水平的、横向的)各有利弊得失,教育在此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语文这门古老的学科,对促进课程内容的整合有着天然的优势。《易经》上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发挥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语文作为“道”的载体,不可避免地要干涉其它学科的“内政”。如果把语文比作航空母舰,其它学科的知识都可以作为舰载飞机。航空母舰可以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装载不同的飞机,语文也可以根据教学需要调整阅读内容。阅读材料的百科性,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沟通各学科知识,而无需改变整个课程中学科设置的格局。语文课中加强文化论著的学习,可以从本体论、方法论以及知识一体化等诸多方面促进对其它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即使像数学这样具有较强演绎性的学科,也不能指望在单一的运算训练中学好。应该让学生了解一些古今数学思想,从而加强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例如,1939年12月,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重申了柏拉图(Platon)的一个论题,在美国 哈佛大学作了《数学与善》的讲演,指出在理想化方面,数学与善是一致的。理想的特点是“超出了任何直接的认识”,因而“能从实例中抽象出某一类型的东西来”。怀特海的论述,对于理解代数的符号体系和几何图形的理想化模式是十分有益的。但这样的阅读材料过多地放在数学课中,必然要侵占数学“跑道”的空间,使教学内容枝蔓开来。在语文课中安排这样的学习内容,既可以使喜欢数学的学生深化理解,也可以普遍加强文理科学生对数学文化的认识。在基础教育阶段,由于教学偏重于知识学习,不关心学科性质的讨论,普遍形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习气。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习的盲目性,禁锢了学生的思辨力及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这种弊端越是到学习的高级阶段,就越会清楚地显现出来。“只见树木”,发展到极端,不但看不到“森林”,亦且看不清树木本身。比如,在世界历史教学中学习近代地理大发现的内容,不能不提到航海先驱葡萄牙人的业绩。但是,单纯地叙述他们怎样绕过非洲大陆驶入印度洋的史实,不联系政治文化背景、经济科技发展和地理环境来分析,学生掇拾到的只能是知识的碎片,不能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动态的历史观。葡萄牙是个多民族杂处而又政治统一的国家,既有冒险传统又掌握了最新的航海技术,而在地中海却没有“窗口”,阿拉伯人垄断了西方经地中海通向东方的贸易……,这些因素共同谱写了葡萄牙人的航海史诗。不这样审视历史,历史就成了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堆积。汤因比特别推崇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Croce)的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人类文明、文化的高度研讨历史,在基础教育阶段渗透一些“高层史学”意识,对学生立足现代社会学习、总结历史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语文教学中,选读这方面的文化论著,如美国著名文学派史学家布尔斯廷(D.J.Boorstin)的《发现者》,既可以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也能够弥补历史教学的不足。
四、文化课程的教材编写
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如果不通过教材的形式在教学中“流通”,就没法付诸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既不能接受检验,也不能发挥作用。在语文课中开辟文化课程“跑道”,施工有很大的难度。要处理好语文学习与文化学习、课内精读与课外泛读、课文与知识导引及能力训练等多种关系。
传统的“统编”型语文教材也编选了一些文化论著作为课文,如李四光的《人类的出现》, 钱学森的《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但数量较少,混编在各类课文里,不集中,不系 统。由于把这些文章当作说明文或议论文来读,偏重于结构分析和字词句的理解,对其文化内涵重视不够。1984年起,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陆续向社会推出了“分编”型的高中语文实验课本,集中在高三年级对学生进行文化著作阅读训练。1994年起,又在原有基础上对这套课本进行了新编。高三课内教材《文化读本》是按单元来组织教学的,以研读课文为核心,以参读课文为辅助,以知识短文为导引,并相应地设计了单元练习;课外教材《文化著作选读》配合课内教材,也选编了各类文化论著。在内容安排上,高三上学期偏重于社会科学论著,下学期偏重于自然科学论著。课内教材在文化著作研读上提出了“通读与考察”、“质疑与设问”、“比照与思辨”、“逻辑与辩证”等方法,分别对学生进行整体把握、发现疑难、深入思考、推理判断等能力的训练,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的编写体系。经过全国十几个省市数百个教学班的两轮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实验经验,我们也感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还有待于在以后的修订中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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