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不仅如此，好为人师的人还往往自满自足，不思深造精进，结果是不但害人，也害自己。毛病就在于“好”为人师而“不能”。所以，真正具有真才实学的为人师表者并不在此列。这是我们应当加以区分的。不然的话，谁还敢去加入教师的队伍，去做那“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我个人认为这句话的本意不一定是贬义的。首先从字面上看，“患”有“忧虑”的“忧患”两个意思，孟子还说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如何能确定这里的“患”不是代表他一贯的忧患意识呢？因为孟子的这句话没有具体的语境，如果前文有一个人喋喋不休的人对孟子大放厥词，那么这句话无疑就是对前者的讽刺；而没有这个前提的情况下我则会想象为这可能是孟子的自嘲。中国的文人有“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说法，孟子一生得不到统治者重用，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说这句话以自嘲是有可能的。因为孟子的志愿恐怕不是做学校教员，而是做“王师”——统治者的老师，但总是热脸贴冷屁股，难免也有丧气的时候。再者，孔子“诲人不倦”，孔子是古今天下第一好为人师的人了，孟子这样说难道是要讽刺祖师爷吗？应该不会吧【原文】孟子曰：“到之教人射，必志于彀①，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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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好为人师的人还往往自满自足，不思深造精进，结果是不但害人，也害自己。毛病就在于“好”为人师而“不能”。所以，真正具有真才实学的为人师表者并不在此列。这是我们应当加以区分的。不然的话，谁还敢去加入教师的队伍，去做那“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我个人认为这句话的本意不一定是贬义的。首先从字面上看，“患”有“忧虑”的“忧患”两个意思，孟子还说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如何能确定这里的“患”不是代表他一贯的忧患意识呢？因为孟子的这句话没有具体的语境，如果前文有一个人喋喋不休的人对孟子大放厥词，那么这句话无疑就是对前者的讽刺；而没有这个前提的情况下我则会想象为这可能是孟子的自嘲。中国的文人有“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说法，孟子一生得不到统治者重用，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说这句话以自嘲是有可能的。因为孟子的志愿恐怕不是做学校教员，而是做“王师”——统治者的老师，但总是热脸贴冷屁股，难免也有丧气的时候。
再者，孔子“诲人不倦”，孔子是古今天下第一好为人师的人了，孟子这样说难道是要讽刺祖师爷吗？应该不会吧

【原文】孟子曰：“到之教人射，必志于彀①，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注释】①志：期望。彀（gou）：拉满弓。
【译文】孟子说：“界教人射箭，总是期望把弓拉满，学的人也总是期望把弓拉满。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学的人也就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
【读解】这正是《离娄上》所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的意思。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规矩，教师不能教，学生无法学。小至手工技巧，大至安邦定国，治理天下，凡事都有法则可依，有规律可循。 因此，一定要顺其规律，不可停逆而行。如果悖逆而行，就会出现“上无道楼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离娄上》）那样的情况，天下大乱。所以，规矩绝不是小问题。大家都应该自觉遵守，从清洁卫生、交通规则等身边事做起。

【原文】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译文】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式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让他羞愧自惭而愤发）本身就是对他的教诲（也是一种教育的方法）。”
【读解】教育有多种方式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这里着重谈到的，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 不屑之教，是亦教之。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过，孔子正是采取这种“不屑之教”的 老手。 除了《论语•阳货》所记载他对孺悲的态度是典型的“不屑之教”而外，他教育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说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其实正是最严厉的责备。所以，也是一种“不屑之教”。 “不屑之教”的奥妙在于，我之所以不屑于教诲他，是让他羞 愧而奋发向上。因此，不屑于教诲只是不从正面讲道理而已，是从反面激发他的自尊心。想来宰予是羞愧而奋发向上了的，后来还做了齐国的临淄大夫。 看来，儒家先贤教学很是注意教育心理学原理的运用，虽然他们当时并不一定概括出了这些原理。
【说明】教育，教育过程，本身就有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那么，在遵守这个社会行为规范时，要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呢？孟子认为，给予教诲，是一种行为方式；不给予教诲，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关键是要看具体情况。这与孔子的教育态度是一样的。《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这段记载是说，孔子不上课了，并由此而有点灰心丧气，用我者，即是需要我，不仅是国家用我，学生对学习的需要也是用我，那么，学生要用我即是需要我，需要我我就言说起来，我上课，不需要我、舍弃我，我就将知识收藏起来，不怨天尤人。这一点也是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学生有了逃避学习的想法，不仅仅是害怕学习，而是当时的社会影响。私有制的发展，使人们热衷于名誉利禄地位，拼命扩张土地，捞取财富，榨取人民的血汗，以至于根本不讲修养自己的品德、品行，只讲现实，只讲财富。而所学的知识也是只供自己的需求而不管别人，甚至根本不想学习，尤其是对“仁、义、礼、智、信”的学习。在面对春秋时期这样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孔子只好将自己的知识收藏起来。而将知识收藏起来，即是不能去为人师表了，也不能去当官为政了，也就只好安贫乐道了。因为要为人师表，要当官从政，必须要将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而真正要做到安贫乐道，不被名誉利禄地位所诱惑，则是很难的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孔子认为只有自己和颜渊能做到。在《述而》中还有一段记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没有欲望、兴趣学习的学生，是不再重复给予教诲了。古人发表意见和写文章与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现代的文人学到一点知识就想要赶快发表出来，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捞取名誉地位，而不论以前是否有人讲过，小小年纪便是长篇大论，懂的与不懂的都要发表意见，写到后来，全靠挤牙膏式的拼命挤出一点东西，然后宣布“江郎才尽”。而古人对于“立言、立德”是非常慎重的，不到充盈旺盛的程度不会发表意见，不到欲望快要喷发出来也不会发表意见。后来有句话：“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意思，不到愤怒到极点的时候，这个诗是写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心中的思想满盈了，想要喷发出来，才谨言慎行地发表意见。因为不慎重的言行会影响、遗误别人，或者是误人误己、误人子弟。而学生学习的欲望不充盈旺盛的话，孔子也不再重复给予教诲。为什么呢？学生若是对学习没有欲望，没有兴趣，必然也就学不到知识，而填鸭式的教育是孔子所不愿的。学生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愤”了，“悱”了，能举一反三了，孔子才愿意继续教下去。这不是孔子挑剔，这是孔子的一种很科学的教育方式，是孔子在教育过程中采取的一种最佳行为方式，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体现。孟子亦是如此。为什么要用这一段来作《告子》的结尾？从把人性比做杞柳，把人生规律比作杯盘，认为人性可以纳入道德规范中来，如同人们可以用杞柳来制作杯盘一样，行不行呢？一开始，告子说：“人性就好比是水势急速的水流，在东边冲开缺口就向东流，在西边冲开缺口就向西流。所以人性没有善不善之分，就好比水没有流向东西方之分。”而孟子说：“水流确实没有东流西流之分，但是没有上流下流之分吗？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好比是向下流淌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水的本性没有不向下流淌的。如今的水，被击打就可以溅得很高，可以使它高过额头；堵塞水道使它倒行，就可以使它流上山岗。难道这是水的本性吗？是形势使它这样的。人之所以可以使他不善良，其本性的变化也是一样的。”师生两人从多方面探讨了人性的善恶问题，孟子认为人的行为是来自于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才会去做什么；心里想不到，也就不可能去做到。所以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内容，而知道了这个人的心理内容，也就可以识别这个人的心理本性是善是恶了。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现代西方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一样，始终认为行为方式是外在的，不关内心的事情。而孟子则认为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思维、意识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如果是“性本善”的，其行为方式也就趋向于善。如果是“性本恶”的，其行为方式也就趋向于恶。然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以，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孟子认为，人的本心、本性是善良的。而不是“圣王兴，则民好善”。在人类进化为人之前，善恶观念就存在于动物之中。人类进化为人之后，善恶观念更得到加强，随着人类识别能力的提高，是非曲直观念、羞耻观念、恭敬观念、恻隐观念都一步步产生，尔后圣王兴，则人民更趋向于为善！至私有制产生，并且畸形发展，人性才逐渐趋向恶的方面。虽然，私有制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但在这其中，如果多提倡恻隐、羞耻、恭敬、是非之心，使人们趋善避恶，那么人类社会就会稳定发展。正因为人类本性当中有善的因素，人们才会彼此相互亲爱，人们才会有团结的思想，人类才会组成社会。如果没有，人类也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而依然还和其它动物一样，是猩猩猿猴。所以，后天的教育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不给予教育，是针对某一个人，是要让他羞愧自惭而愤发。这就是孟子在教育问题上的最佳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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