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天津市实验中学 安杨华 今年《人民教育》第12期发表的《改造语文教学研究》一文本来是徐江老师和我们三位中学教师合写的。文章甫一发表，即引起不同的反响，有支持的也有质疑的。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陈寿江老师在《语文建设》（2010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语文读写教学能超越文本吗——与徐江先生商榷》，就是质疑者的代表。有不同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们注意到陈文的副标题是“与徐江先生商榷”，谈论中学语文教学问题，他为什么只与身为大学教师的徐老师商榷而不和我们中学教师商榷呢？ 要知道《改造语文教学研究》一文的观点是我们共同探讨、研究的成果，而且其确定教学内容的具体方法是经过我们课堂的教学实践检验了的不仅有效而且是高效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徐老师经常和我们中学一线老师交流，常常深入中学课堂，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来为他的语文教学研究搜集一手材料，来验证他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给我们一线教师理论的启迪和实践的指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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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实验中学  安杨华
                     
  今年《人民教育》第12期发表的《改造语文教学研究》一文本来是徐江老师和我们三位中学教师合写的。文章甫一发表，即引起不同的反响，有支持的也有质疑的。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陈寿江老师在《语文建设》（2010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语文读写教学能超越文本吗——与徐江先生商榷》，就是质疑者的代表。有不同意见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们注意到陈文的副标题是“与徐江先生商榷”，谈论中学语文教学问题，他为什么只与身为大学教师的徐老师商榷而不和我们中学教师商榷呢？
    要知道《改造语文教学研究》一文的观点是我们共同探讨、研究的成果，而且其确定教学内容的具体方法是经过我们课堂的教学实践检验了的不仅有效而且是高效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徐老师经常和我们中学一线老师交流，常常深入中学课堂，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来为他的语文教学研究搜集一手材料，来验证他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给我们一线教师理论的启迪和实践的指导。我们翻阅徐老师的文章可以发现，他的绝大部分文章中不仅有理论的阐述，更有对文本的解读或对教学实践的叙述，用他的实践来支撑他的理论。这都表现了一种很可贵的学风，要改造语文教学研究，就应该首先提倡这种扎根于实践的学风。而陈老师要探讨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眼睛却只盯着大学老师，却忽略了同为作者的我们中学教师，不能与中学教师对话，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曾看到陈老师在文章《语文就是语文》（《中学语文教学》2010年第7期）中说“评课要有评课资格。”看来陈老师很看重“资格”，陈老师是大学教师，在他看来只有大学教师才有“资格”和他对话，在他的潜意识里我们这些中学教师是不够“资格”的，这样来看我们被忽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不是抓住陈老师的小标题做大文章，谈论中学语文教学问题是应该多和我们对话的，在陈文中却让我们中学语文教师却要靠边站，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是某些语文教学研究者潜意识中不明白基本对话者是谁的表现，这种不正常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语文教学研究之中。大家只需要随便翻阅一下一些语文教学杂志，就不难看到有一些大学教授、课程论专家的文章，其中不乏一些满篇都是连他自己也未必真正懂的理论术语，他们的文章很少有帮助中学教师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这些人未必不明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未必不知道语文研究说到底最终还是要为语文教学实践服务的道理，未必不想在文章中充实一些实践的内容来支撑自己的理论。那么他们的文章为什么却总是喜欢玩理论呢？毋庸讳言，现在学界确实存在学风不正的问题，一些语文教学的研究者高高在上，不能放下身段深入到中学语文教学一线，不能屈尊和中学师生进行平等的坦诚的交流，偶尔来到教学一线，也是摆出一副教授的架势指导训诫，全然没有虚心学习的姿态。我们认为，语文教学研究的专家离不开一线的中学教师，中学教师也需要专家的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的具体指导，他们是鱼与水的关系。特别是师范院校的教授，他们是培养老师的老师，更应多与中学教师对话。 
    改造语文教学研究要首先从改造不良学风开始。
                              商榷什么，彰显怎样的教风
   陈老师作为师范院校的教授，作为我们中学老师的老师，本应该站在改革的立场上与我们讨论“超越文本体式” 的问题，本应该在课改方面给予我们开阔的思维指导。但是，遗憾的是他在用僵索给我们设置羁绊。
    针对当前语文教学中部分老师在确定教学内容时过分地“依据文本体式”的现象，我们在文章中明确提出“超越文本体式的约束，走向哲学思维”的观点。“超越”不是陈老师所理解的“不要”或“忽略不计”。而且这是从课改的角度，从突破现状的角度谈的，你总框守“文本体式”，还有什么进步可言？“超越”就是对现有的突破，对显而易见的东西的跨越。有哲人说：要把“理解活动本身设想为超越运动，即超越存在者的运动” ①。既然如此，我们的理解方式岂能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要前进，就必须“超越”现在的模式，而“哲学思维”是一种有效的“超越”，能够前进一步，我们已经在中学讲过许多课，均是“超越文本体式的约束”以“哲学思维”为原则，同样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文中提到的《安恩和奶牛》课例就是明证。另外，陈老师的反驳丝毫不顾及全篇，断章取义。我们在后边谈及怎样确定教学内容时第一条就是以“特定文本所能有的为选择范围”，“文本所能有的”，其中就含有“文本自身的”“体式”特点，这是选择点。所以，说它是“次要”因素，就是它含在“文本所能有的”之中了，不必单独突出列出来作为“两大”根据之一。这种反对“超越” 框守“文本体式”的所谓“商榷”，反映的是一种陈腐死板的教风。
    我们可以用陈老师在文中所引用的唯一的一个教学案例来说明之。在《乌鸦和狐狸》的教学公开课上，“有学生不解地问：‘老师，我看不可能吧，乌鸦没那么傻吧，怎么会上狐狸的当呢？我们一年级学过的《乌鸦喝水》，乌鸦不是挺聪明的吗？’这位教师因一时不能解答，恼羞成怒地呵斥学生道：‘闭上你的乌鸦嘴！’” 陈老师认为“假若这位教师在备课环节能有‘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的最基本知识和应有的自觉意识，那么在课堂上不单不会出现有损师表的出格反应，还会在学生最需要对话最需要授知的时候能及时对话相机授知，以实现教学内容的生成。”言外之意是，教师要在此时教给学生寓言与说明文的文体区别。在我们看来，那位教师的回答确实有不当之处，可陈老师的指点也未必高明到哪里去。学生不过是问了一个“聪明”的乌鸦为什么会“上当”的问题而已，陈老师却要大讲文体的区别，不是所答非所问么？其实回答那个学生的问题，根本用不着死板地绕到不同文体的区别上去。一句俗话便能紧扣《乌鸦与狐狸》本文讲明寓言本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乌鸦聪明，但它太虚荣，听到狐狸几句吹捧话儿，就犯糊涂了，张口唱歌，肉片掉了。“上当”是偶然的，但“虚荣”是导致这种“偶然”必然要发生的根本原因。让学生明白要摒弃虚荣，正确认识自己，才能不被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教师如果有一点这样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哲学思维，不仅可以巧妙地回答了学生的问题，还相机解释了该寓言的寓意，教给了学生源自于文本的生存智慧。
    死板的教风带给学生的知识也往往是死板而不合用的。比如陈文中“夸张在诗歌里可以让人不感到是夸张，但在散文里就会让人感到别扭” 这是什么写作理论？且不说散文，写封信还常有夸张呢！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种情书中常见的表达并不会“让人感到别扭”。陈文还提到“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建筑材料，客观物象在诗人情感主导下会发生严重变异，像‘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手抓黄上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写入诗歌，虽反常但合情，尽管夸张但让人感到不是在夸张。倘若这样写散文，就会让人感到有悖常情常理和不伦不类了。”这是多么死板又荒谬的知识，夸张的手法、意象的运用不仅可以出现于散文，而且可以运用于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中，只要用得恰当，就不会让人感到“有悖常情常理和不伦不类”，这是常识。朱自清的散文《绿》“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这里就运用了夸张的表达。鲁迅在小说《药》的结尾部分运用了“花环”“乌鸦”等意象，不是恰到好处吗？要知道，诗歌体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平仄”和“押韵”，其他像“意境”、“意象”、“形象”、“联想”、“想象”等各种审美名目，像虚构、夸张的写作手法，像渲染、铺垫、象征、通感、衬托、抑扬、暗示等具体写作技法均与散文、小说、戏剧等有很大的相通之处。而中学语文教学讨论诗歌，一般就是不过多研究诗歌的文体特点“押韵”和“平仄”。你能说是“按诗歌的方式解读诗歌”吗？陈文还主张“非文学作品”等实用文体“只能盯住文本的表层义和言内义”有那么绝对吗？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抗战时，某地一ZF高官在敌人进攻时借给其母来扫墓之由逃离前线，消息标题是：“大敌当前，XXX扫他妈的墓”。请问这样的“非文学作品”之类的“实用文”，你怎样去“盯住”文章的“表层义”和“言内义”。这本来就是“双关”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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