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四、二十世纪——折射人性的多棱镜与二元对立的辩证形象伟大的堂吉诃德穿越了历史的时空，他从宗教气氛浓厚的中世纪末期进入到多元共存的现当代，从祖国西班牙走入西欧，穿过俄国，继而踏进日本、中国……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堂吉诃德已具有了世界性，人们对于他的接受现今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情形。不同的读者往往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对其进行观照, 更多地着眼于其性格的某一层面, 对之进行挖掘、引申、延展, 填补“文本”具有的“空白”和“空缺”, 因此更多地强调和拓展人物的某一种主要倾向或某一重要性格特征, 读者的这一审美鉴赏中接受的再创造过程使得堂吉诃德这一形象以及他性格的某些特征做为一种寓言式的抽象, 做为一种“理念”,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 这样一来, 它就超越了“文本”具体细节的束缚, 超越了唐吉诃德具体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的限定, 而获得了一种象征命意。例如，有人将其看成一个失去了现实感的主观主义者，有人将其看成为一个沉迷于过程的行动主义者，也有人将其看成一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者，还有人将其看成一个天真的老顽童，更有人将其看成一个代表着信仰的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文学典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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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十世纪——折射人性的多棱镜与二元对立的辩证形象
　　　伟大的堂吉诃德穿越了历史的时空，他从宗教气氛浓厚的中世纪末期进入到多元共存的现当代，从祖国西班牙走入西欧，穿过俄国，继而踏进日本、中国……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堂吉诃德已具有了世界性，人们对于他的接受现今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情形。不同的读者往往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对其进行观照, 更多地着眼于其性格的某一层面, 对之进行挖掘、引申、延展, 填补“文本”具有的“空白”和“空缺”, 因此更多地强调和拓展人物的某一种主要倾向或某一重要性格特征, 读者的这一审美鉴赏中接受的再创造过程使得堂吉诃德这一形象以及他性格的某些特征做为一种寓言式的抽象, 做为一种“理念”,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 这样一来, 它就超越了“文本”具体细节的束缚, 超越了唐吉诃德具体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的限定, 而获得了一种象征命意。例如，有人将其看成一个失去了现实感的主观主义者，有人将其看成为一个沉迷于过程的行动主义者，也有人将其看成一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者，还有人将其看成一个天真的老顽童，更有人将其看成一个代表着信仰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一个文学典型，堂吉诃德是以一种真实、全面、充满人性和个性的形象展现在作品中的，因而它自身也就蕴涵着许多本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因为与人性相关而能够穿透历史、超越时空。在堂吉诃德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品质，比如对于美好理想的追求、为捍卫真理而勇于献身、锄强扶弱、慷慨无私、正直善良等；另外，堂吉诃德的身上如同多棱镜一样地折射出人类的种种普遍行为方式。首先，堂吉诃德是一位忠于理想、勇于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他发疯行侠，却有着崇高的目的理想，就是用剑去维护理想和正义，扫荡世间一切罪恶，使人间重归公正和谐。他认为：“天叫我生在这铁的时代，是要我去恢复那金子的时代。”因此，他自觉地扫除暴行、承担艰险，完成自己的使命。诚如有些论者指出的: “希望出现一个理想的社会, 这正是堂吉诃德这个形象的思想基础”[11] 。屠格涅夫评价堂吉诃德时，说他“首先表现了信仰，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12]；其次，堂吉诃德又是一位机械呆板的教条主义者。只要他认为可行的，不管时空条件是否合适，一概要模仿套用。在他的行侠过程中，堂吉诃德努力把自己的一言一行纳入骑士规范，一切以骑士小说中所描写的骑士行为为准。不用说他的名字、马匹、意中人、求封比武等等，都模仿骑士书中的描写，就连住旅店付钱也要从书中找到范例，“我确实知道，游侠骑士住了客房从来不出房钱，也不付别的帐；我从没见过哪本书上讲过他们付钱”。结果他的机械模仿行为在新的时代中成为一系列与现实生活极不协调的滑稽动作，从而引得观众们哈哈大笑；再次，堂吉诃德还是一个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者。他的理想，不是按事物发展必然规律提出的可能达到的目标，而只是主观的善良愿望。他总是把现实存在的东西纳入自己的主观想象，幻化为想象中的事物。于是，粗壮的村女经过他的头脑变成了天下无双的绝世美人，风车变巨人，羊群变军队，理发师的铜盆变成曼布利头盔……。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人类的这种主观主义的通病以一种最典型、极荒谬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几乎使每个人在内心都受到了震动；另外，堂吉诃德还是一个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行动主义者。堂吉诃德不仅具有崇高的理想，而且想到做到，总是把思想付诸于行动，而且从来不考虑后果。他的行为甚至还要比他的理论还要进一步，没有什么“巨人”、“魔鬼”使他裹足不前，也没有什么自然力量能让他害怕后退。毫不畏惧冲向风车，面不改色打开狮笼向狮挑战，这些惊人的壮举只有堂吉诃德才做的出来。然而，由于不估计自己的力量而一味盲干，堂吉诃德勇敢过头的行动常常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除此之外，堂吉诃德还是一位“理想的女性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堂吉诃德对封建社会中深受迫害的女性尤为关切，并身体力行地为女性伸张正义，简直可以称他为女性主义者。在处理马尔塞拉事件中，尤其能看出堂吉诃德对女性的关爱和理解。在当时以男权为中心的环境里，堂吉诃德对女性的态度具有超越时空的反叛意识，在西班牙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乃至哲学著作对女性的认识是如此深刻的。
　　　堂吉诃德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具有二重性格的人物，因而它又是一个具有矛盾性和多重性的立体结构，在他的身上包涵的许多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关系。别林斯基说:“在所有的一切著名的欧洲著名作品中,这样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戏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伟大的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3].因此，这个形象不仅具备了人类的诸多美好品质，折射出许多人类的普遍行为方式，与此同时，它还体现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种种辩证关系。
　　　首先，堂吉诃德包涵着一种守旧与超前的对立关系，他一方面是一个顽固守旧的骑士形象，另一方面又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堂吉诃德形象所具有的这种对立关系也许正是对于文艺复兴末期的反映：旧的势力依然顽固，而新的思想在冷峻的现实面前得不到传播。在这个清醒时是人文主义思想家、疯癫时候是冒险游侠骑士的特殊人物形象下面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哲理：“两种愿望一样痴愚，或者要当前再回到过去，或者要未来马上在目前实现”[14]。堂吉诃德自身反映的这种关系启发人们，激进超前和抱残守缺都是一样的痴愚，只有识时务、合时宜才是正确的选择。其次，堂吉诃德形象本身包涵的那种守旧与超前的对立关系导致其具备两个极端：“疯疯癫癫、滑稽可笑”和“具有崇高理想和渊博学识”，进而产生了悲剧与喜剧两种因素同存的辩证美感。塞万提斯开始的意图是想把堂吉诃德写成一个滑稽可笑、脱离实际的游侠骑士，但是，堂吉诃德一产生出来，就逐渐摆脱作者的控制，在广阔的历史天空中充当着不同的社会角色；随着读者对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形象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小说第二部的发表，堂吉诃德不再仅仅是个可笑的角色。虽然堂吉诃德执意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要成为封建时代的骑士，从而做出了种种荒唐的举动，继而带来了阵阵嘲笑；可是当看到堂吉诃德那可贵的理想无一实现，他那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竟不能换回一丝半点的成果，我们何尝不为他感到遗憾、感到痛惜，何尝不能够体会到其中深刻的悲剧意味。堂吉诃德的悲剧在于在一个骑士游侠已成为陈迹的时代试图复兴他的骑士梦想，他找不到合适的时代和合适的方式，他的悲剧正曲折地表达了塞万提斯的悲剧，既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炽烈的西班牙及至欧洲看不到人文主义理想喷薄而出的曙光。于是，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同集于堂吉诃德身上，悲剧性审美感受和戏剧性审美感受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每一种审美效果的产生都要靠对方存在作为条件。如果没有堂吉诃德的走火入魔地恢复骑士道的荒唐行为，人们也就不会看到堂吉诃德美好理想、伟大抱负的幻灭，不能产生出痛感；如果堂吉诃德不具备高贵的理想、渊博的学识、对于真理的执着，他的发疯胡闹也就失去了动力，他也就不敢面对“巨人”风车、雄狮等，喜剧效果也就无从产生，更不会将堂吉诃德的发疯胡闹提高到为理想奋斗这一永久的主题。最后，悲剧性与喜剧性的辩证关系引来了另外一种深层次的辩证关系，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辩证关系，即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当需要正视现实的时候，读者就会以现实的眼光来审视堂吉诃德，拿是否合乎实际、顺应历史潮流这条标准来衡量他的行为，在他身上更多看到的是滑稽荒谬、不合实际的特点，他就成为一个偏执、教条、失去了现实感的主观主义者，一个只讲动机、不考虑后果的蛮勇骑士；当时代需要理想，需要重新确立价值标准的时候，读者又会拿理想的尺度来衡量堂吉诃德，更多地把他作为一个代表着不屈不挠追求理想的崇高悲剧英雄，也就是一个勇敢执着地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理想主义者。这表明，堂吉诃德性格明显的二重性始终能给人启示，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堂吉诃德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永远被人嘲笑，也永远受到人们的同情与赞扬，他属于所有的时代。
　　　纵观《堂吉诃德》的研究史, 不同时代的读者往往结合自己时代的状况对之进行不尽相同的阐释和分析。堂吉诃德诞生之初只是作为一系列荒唐透顶、具有讽刺意味的情节和故事的载体而存在, 他似乎只是一个“最可笑”的疯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这个形象的深刻思想内容有了越来越深的感受, 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时期, 哲学革命做为政治革命的先导日益提上日程, 高扬理性主义, 启迪民智, 解放思想成为大势所趋, 于是人们开始注意堂吉诃德身上的“理性”品质, 他们认为堂吉诃德身上有正面道德品质, 英国作家撒缪尔·约翰生也认为堂吉诃德的疯狂实际上和正常人的理性相去不远, “读者在感到堂吉诃德或桑丘可笑或者可怜的时候, 很少能否认他们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幻觉”[15]。19 世纪前半期, 浪漫主义者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 用瑰丽的理想世界来对抗和抨击人世间现实的黑暗和腐朽, 他们作品中充满了瑰丽的想象、昂扬的激情, 往往思骋古今, 响落天外, 但是他们“神游未来却又终不能忘情中土”, 因此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困扰着他们, 他们更多地着眼于堂吉诃德身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这位好汉骑士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 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 可怜他的手脚以至脊背都擦痛了, 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一个笑话”[16]。19 世纪后半期到20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者从改造社会的需要出发不可避免地开始注重唐吉诃德为理想信仰献身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认为: “尽管他无休止地陷入滑稽可笑的、屈辱的境况之中……唐吉诃德是一个热情者, 一个效忠理想的人, 因而他闪耀着理想的光辉。”[17]。另外，进入二十世纪后，堂吉诃德在历史的长河中穿越三个世纪进入中国后，那些接受者很快就注意到了堂吉诃德形象所蕴含的本质的东西，比如在“五四”新时期的代表作家周作人就肯定了堂吉诃德的那种敢于反抗世俗的精神，他在介绍《堂吉诃德》时说到，“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其精神固皆堂吉诃德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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