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6）民间文学。由于学科分工的精细化，《史记》的民间文学价值也得到发掘，如杨迅《论〈史记〉的民间文学色彩》、鲁金波《〈史记〉的俗谚和民谣》、黄荣发《〈史记〉〈汉书〉俗语歌谣的引用及比较》等，以及一些专著中对《史记》文学艺术手法分析时也多有涉及。（7）《史记》对后世散文、戏剧、小说等的影响。百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比起明清评点家札记式的感性观点更具分析体系，如李万均《史记与荷马史诗——中西长篇小说源头比较》、潘啸龙《论〈史记〉人物传记的浪漫主义》、季镇淮《司马迁传记文释例》、赵逵夫《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以及吴汝煜《史记论稿》一书《试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章中指出司马迁是古文家心目中的千秋宗匠，《史记》为唐宋散文的典范，不仅句法、章法、笔法有不少来自《史记》，而且其审美观也受其启示。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一书的《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的部分则专从传记体裁、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人物描写及方法题材等方面详尽分析了《史记》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再从方法论来看，纵横比较方法兴盛一时。有的学者从《史记》篇目的自身比较，探讨互见法的运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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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民间文学。由于学科分工的精细化，《史记》的民间文学价值也得到发掘，如杨迅《论〈史记〉的民间文学色彩》、鲁金波《〈史记〉的俗谚和民谣》、黄荣发《〈史记〉〈汉书〉俗语歌谣的引用及比较》等，以及一些专著中对《史记》文学艺术手法分析时也多有涉及。
（7）《史记》对后世散文、戏剧、小说等的影响。百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比起明清评点家札记式的感性观点更具分析体系，如李万均《史记与荷马史诗——中西长篇小说源头比较》、潘啸龙《论〈史记〉人物传记的浪漫主义》、季镇淮《司马迁传记文释例》、赵逵夫《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以及吴汝煜《史记论稿》一书《试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章中指出司马迁是古文家心目中的千秋宗匠，《史记》为唐宋散文的典范，不仅句法、章法、笔法有不少来自《史记》，而且其审美观也受其启示。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一书的《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的部分则专从传记体裁、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人物描写及方法题材等方面详尽分析了《史记》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再从方法论来看，纵横比较方法兴盛一时。有的学者从《史记》篇目的自身比较，探讨互见法的运用，如孙绿江《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宋怀仁《互文见义——司马迁史笔札记》；有的学者侧重《史记》与前、后史籍的比较，贯穿古今中外，如《史记》与《春秋》、《左传》、诸子、《楚汉春秋》、《资治通鉴》等的比较，论文有刘节《〈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陈其泰《司马迁与孔子：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关系》、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黄新亚《论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刘一龙《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李尔纲《〈史记〉〈汉书〉许慎注通考》；有的学者把《史记》与西方史籍作比较，有李少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刘清河《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规律》、夏祖恩《试比较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胡凤章《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等文。这一时期学者也涉猎了《史记》与档案学、地方志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五、对《史记》研究存在的问题，早已有专家关注。张大可曾在《史记研究》书中提出《史记》研究要注意三点，即“不要用今人的思想去改铸古人”，“不应为尊者讳”，“不能以偏概全”；还在《三十年来〈史记〉研究述评》一节中指出应注重文、史比较的方法对《史记》内容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张论甚为切实。
纵观《史记》文学研究在百年之间的进展，令人喜忧参半，丰硕的成果不必再论，而论著的重复与欠专精，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就《史记》的讽刺艺术与互见法、人物描写特点而论，专著中有专节论列，单篇论文还有数百篇，而论述内容基本雷同，严重缺少创新。表现《史记》百科全书式的综合研究已达到一个顶峰，论者此后应开掘新的学术空间，否则就是浪费精力与物力。同时，为出版的商业利益或是其它利益而驱动，极个别研究者的某一专著改头换面，一出再出，而书中内容百分之九十是老样子，仅仅在序言部分稍事润色修改。这是不遵从学术规范的行为，在学术道德下滑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最应保持学术规范与本色，上述弊端应及时制止。
其次，《史记》研究的文学本体论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这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在散文方面最为忽略，诗论、词论显得发达。二是《史记》文学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问题，在熟悉古典文献与古典文学研究范式的同时，没有充分地把握西方文学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自身对古典文论也缺乏深入了解，结合古典文论释《史记》的文学观，百年以来不外是“发愤著书”论而已。50年代前苏联文论的教条化吸收，对文学的典型性与形象性格外强调，但这对《史记》这样的史传散文难以找到更多的契入点。80年代西方文论纷纭而至，《史记》研究者一方面缺乏古典文论的严格训练，另一方面因语言局限对西方学理无从运用。中西文论并不是不存在沟通点，叶嘉莹教授用符号学、象征主义析词的方法不失为新学术空间的拓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完全可以借鉴来分析《史记》人物列传的叙事风格，笔者以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也可用来解释《史记》对下层人物讴歌的艺术策略。如巴赫金通过对狂欢节中人们笑谑地给国王加冕，继而罢黜的仪式的经典分析发现，那些被加冕的人是和国王有着天壤之别的奴隶和小丑，而罢黜则代表了加冕的最终完成，人们扯下帝王的服装，嘲弄他们的权威，甚至讥笑和殴打他，这就鲜明地表现了狂欢式的交替和更新精神。笔者认为司马迁通过塑造民间英雄人物而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给予高度赞誉的内在思理逻辑，即象征着司马迁内心充溢着更替和更新的激情。当然，具体的《史记》文学研究既要适应现代学术范式，又不失本土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吸收西方学理时，既不做外来知识的纯粹消费者，又不成为僵化的研究形态的护卫者，而应取开放的创新的研究态度。随着世界学术交流的加深，大陆本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的争论已持续良久，虽然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即是“传统社会”（非西方）向“现代社会”（西方）的转化的论调不断受到挑战和批评，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构建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并不主张割裂传统，仅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强调《史记》文学研究的转化，但这一思维的转变是应当具备的。台湾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尝试做得不错，他们对《史记》的文学研究，除了用传统的考证、校勘、比较等方法之外，注意消化西方学理，从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史记》的文学成就，在学术方法和结论上有所突破。
再次，《史记》作为体大思精的巨著，应为现代生活建构一种在全球化潮流中保持民族性的人文精神。历史传统总是浓缩并渗透于现实生活，把它转化成一种动力，在面对西方学术冲击时，表现出自己民族的生机。这就要求《史记》学术研究具备现代学术规范的条件，既有材料的进一步发现、整理、考证和诠释的过硬功夫（研究者的传统国学素养是必须好好修炼的），又有新学理的吸纳、运用、释疑、解难的贯通才干。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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