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曹晋 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

《史记》百年文学研究述评(人教版九年级选修备课资料),标签：语文备课资料,http://www.51jxk.com



曹晋

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一、五六十年代的报纸展开过“《史记》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和“《史记》艺术力量的根源”问题的讨论。80年代以后，《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等著作直论《史记》的文学价值，可见《史记》的文学性一直为学者所看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传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司马迁著史绝不是简化为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考证，或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观察历史，他本身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过去时代人物的奋斗与成败。《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温彻斯特评论其原理说：史之成为文学者，正是其激动感情之力为耳。而《左传》、《史记》之为文学，乃古今所公认，其故是《左传》、《史记》叙述结构，多诉诸感情耳。本来，文学的表达与历史的记载，亦有其区别，前者目的在于求美，词章愈优美，旋律愈起伏越佳；后者的目的在于求真，故事愈近事实，愈近真理愈好。易言之，前者为抒情动感，后者为传知表信。就其语言而论，前者为负荷情意的江流，后者为装载概念的舟车。然这二者并非绝对冲突的，譬如《左传》、《史记》即将二者兼容并蓄。
可见学者对《史记》兼具文学、史学价值的肯定。文学意识结合于历史意识，即是历史学家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之情感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与分析之中。历史只有被赋予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有灵魂的历史，中国史学早在上古就突破了“如实叙述”和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离的西方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它浸透着作者的滔滔情思和进取的人生观，其人生的忧患意识与悲凉感也因此而生出文学的抒情性。褚斌杰在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一书的序言部分也谈及对《史记》的文学成就的认识，说明了《史记》文、史结合而又各具特色的观点。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勾勒出《史记》百年文学研究的状貌，因篇幅所限，只能作一述略。
二、文学研究与社会结构运动、意识形态变化等因素紧密地联系着，文学研究的每一个阶段，总反映出社会结构运动的滚滚涛声和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
20世纪《史记》的文学研究可分三个时段，每一时段各有特色。1900年至1949年的半个世纪为第一时段，单篇论文200余篇，专著30余部，文献研究13部，思想研究14部，文学研究融汇在各种论著之中。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学东渐，斯宾塞社会进化阶段说得到广泛接受，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和文学唯美、情感论应运而生，再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记》研究打破了传统的范式，涌现出一批采用宏观方法研究思想义理为主的专著，《史记》的文学研究也别开生面，展示了新的学术范式和风格。但在新旧学术方法变更过程中，古典文学的传统方法并未遭到彻底摧折，仍有其生命力，如林纾《春觉斋论文》、李景星的《史记评议》、高步瀛《史记举要》等都不失为力作。
文学既是自成体系的历史存在，有着自身的本质特性、结构功能、发展规律和独立价值，又是与社会、时代、民族、文化等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意识形态的表征。如何在整体的历史生活中把握文学自身的质素？林纾、李景星、高步瀛诸家，由于他们的深厚的传统国学修养，同时具有中国的历史感受与审美感受，其研究话语与思路并未在白话文运动与西学思潮的冲击下丧失传统的学术范式，他们还是成功地在历史文化语境中阐发文学的审美感受。其方法还带有清人的作风，即单篇评点的痕迹，不过，比之清人，他们是有进展与发扬的，其所述极扼要、精当，至今仍为后世学人广为征引。这让我们看到古典文学研究传统的延续性与牢固性，也就证明了学术传统与学术现代性并非二元对立。
1949至1979年的30年间，因政治气候的影响，学术力量与研究论著较为有限，《史记》的研究打上深深的时代教条化的文学理论的烙印，此时段的论文侧重《史记》的人民性、道德观、阶级性等方面的分析，而文学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较少。值得一提的是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季镇淮《司马迁》对司马迁行年和传畧的研究，尤其是季著侧重于用文学纪传的特质来剖析《史记》的纪传文学价值，堪称佳作。另外，陈直对《史记》名称及早期传播的研究，卢南乔对《史记》体例的研究，侯外庐、任继愈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研究，齐思和对《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的研究，程金造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都独具新见。同时，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贺次君《史记书录》、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陈直《史记新证》、钱钟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也具代表性。
1980年至今，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正常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80年代以来，学者数量激增，论著超过130部，论文超过1600余篇。历史文献与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成为一大潮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进化论的客观运用，澄清了第二时段的极左思潮，心理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学理的引入，拓宽了《史记》的研究领域。对司马迁思想和《史记》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等方面的研究，使《史记》一书的百科全书价值得到彰显，论著的综合性涵盖了司马迁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战争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意识、历史文学观、美学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人才观、妇女观、天文学、医学见解等。在各种司马迁的评传和《史记》综论的著作中，以及数千篇的单篇论文中，论者都涉及《史记》不同侧面的文学成就评价。
三、古典文学的研究存在一个阅读——怀疑——假设——求证——释疑的过程，而文献的考订、辨伪、疏证、训释乃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也可称之为文学文献学。这一百年的文献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这些成果为《史记》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为纯文学论述打下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史记》疑案研究所关注的是司马谈作史、太史公释名、《史记》书名、《史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等问题。司马谈作史，从王国维、顾颉刚、李长之始，到时人赵生群、赖长扬、张大可均有考论。推断司马谈作史篇目37篇，涉及五体，因此“《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顾颉刚《司马谈作史考》）。太史公释名，历来有尊称说和官名说，以及以官称书名说，朱希祖提出司马迁从楚俗，自题太史令为太史公（《太史公解》，1936年《指言》半月刊第15期），张大可《太史公释名考辨》（《人文杂志》1982年2期）一文认为：“司马迁署官以名其书曰‘太史公’，既尊其父，亦是自题”，那“太史”就是官名，指“太史令”，“公”字为尊称。陈直《太史公书名考》（《文史哲》1956年6月号）一文称：“司马迁自定原名为《太史公书》。嗣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称，故《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一变为《太史公记》，再变为《太史记》，三变为今《史记》。其他有称《太史公传》及《太史公》，均属演变中多种的名称。《史记》的断限，《太史公自序》记载有两说，一是起于陶唐，至于麟止；二是起于黄帝，迄于太初。朱东润《史记考索》一书对《史记》下限为太初元年的定论甚为客观。《史记》残缺与补窜集中于班固十篇亡书说（魏人张宴开出十篇亡书书目）和梁玉绳七篇亡书说，李长之却认为“《史记》只有零星的补缀，却无整篇的散亡”，《武帝纪》是《封禅书》的重抄，意在讽刺武帝的迷信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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