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学习目标 1. 有感情地朗读，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2. 了解朦胧诗的特点； 3. 初步感知诗歌中的意象特征。 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诗歌中的意象。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1. 预习课文，运用工具书读准字音，熟读全诗；2. 回顾所学现代诗歌，找出和本文类似的诗歌及特点。3. 查阅有关舒婷的资料及本诗的写作背景。 教师准备：1. 有关舒婷的资料、本诗写作背景及朦胧诗的相关资料；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录音材料或范读准备。 课时预计 1课时。 课型 ：讨论自主学习课。 学习步骤及内容 一、[助读材料]1、朦胧诗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学案 (苏教版高一必修三),标签：语文学案大全,http://www.51jxk.com



学习目标 
1. 有感情地朗读，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2. 了解朦胧诗的特点； 
3. 初步感知诗歌中的意象特征。 
教学重点 
有感情地朗读，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诗歌中的意象。 
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1. 预习课文，运用工具书读准字音，熟读全诗；2. 回顾所学现代诗歌，找出和本文类似的诗歌及特点。3. 查阅有关舒婷的资料及本诗的写作背景。 
教师准备：1. 有关舒婷的资料、本诗写作背景及朦胧诗的相关资料；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录音材料或范读准备。 
课时预计 
1课时。 
课　　型 ：讨论
自主学习课。 
学习步骤及内容 

一、[助读材料]
1、朦胧诗派
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2、舒婷与“朦胧诗”
　　　中国的“朦胧诗”兴盛于八十年代初。最早的发轫之作是舒婷于1979年发表在福州《兰花圃》上的一批诗，其中有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等。其时真名叫龚佩瑜的舒婷还是厦门灯泡厂的一名女工。她的诗作以新颖的构思、神奇的意象和独特的比兴，给在“四人帮”时代压抑已久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这使众多诗歌作者和读者深受鼓舞和喜爱，同时也引来不少非议和反对。
　　 由此，《福建文艺》(后更名《福建文学》)编辑部于1980年2月率先在全国组织了一场新诗大讨论。围绕诗歌可不可以抒发个人感情；抒个人之情与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关系如何；怎样扩大诗歌的题材；怎样看待诗歌的社会职能；新诗应如何吸收外来形式，它与民族化、大众化的关系如何等等，每一期都辟出专版刊登争鸣与商榷文章，时间达一年半之久。这期间，诗歌界著名的“三个崛起”先后问世。即谢冕发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上的《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发表于1981年3月号《诗刊》上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发表于1983年第1期《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此前，孙绍振更早在1980年4月号的《福建文艺》上最早在理论界发表了支持舒婷的文章《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福建文艺》及紧随其后的《诗刊》的新诗大讨论和“三个崛起”无疑给起步中的舒婷、北岛、顾城等新诗人以极大的支持和肯定。但反对派的声浪也正一浪高过一浪。
　　 最早的反对派代表人物是公刘、章明等。章明以《令人气闷的“朦胧”》----发表于1980年8月号《诗刊》上的文章而“名满天下”∶“也有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此前，舒婷北岛的诗先后被人叫作“新诗”、“难懂诗”、“晦涩诗”、“古怪诗”、“某种品类”等。自从章明的“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之后，“朦胧诗”一词迅速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并传扬开来。由《福建文艺》首开先河的各种新诗大讨论也在全国相继开展。但是，很快，一场全国性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给“朦胧诗”以极大肯定的“三个崛起”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尤其因为孙绍振(当年才45岁)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新的美学原则，以其思想的大胆，理论的尖锐还有对传统美学观念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不驯服姿态，既引起全国理论界的关注，又受到最严厉的批判。断章取义截取的批判论据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和我们五十年代的颂歌传统和六十年代的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孙的这最后一段文字被批得最多最狠，几乎达到体无完肤的地步。
　　 但是，无论怎样大棒挥舞，“三个崛起”反而越批知名度越高。“朦胧诗”更在全国诗坛奠定基础，从此走向世界。这正如诗人蒋夷牧在1980年写的《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中所言∶“`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曾给诗歌界带来一场灾难。十几年来，诗歌在宣传大话，编造假话方面充当了很不光彩的号手角色。暂且撇开内容不说，就风格和流派而言，诗坛几乎只能听到一种乐器----小号的声音。言不由衷的高调，声嘶力竭的呼喊早已使人厌烦。而舒婷同志却操着自己的琴弦，吹奏着富有自然气息和人情味的木管进入了诗坛。
3、朦胧诗”的基本特点
  作为“不合理历史环境与条件下产生的‘合理’产儿”的“朦胧诗”，是“受伤一代人的情感结晶”，“痛苦的经历以及随后对它的思索，成为这一诗潮的生活和情感的基础” ，它深刻地表现了这一代人的心灵印记与他们被愚弄、遗弃而迷茫、寻找、确立的全部人生档案。当青年们以全部的青春作为代价，承受欺骗、亵渎、出卖之后的迷惘和痛苦时，从负面上获得了一种原本不应得到却难能可贵的财富，在精神迷途中寻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诺亚方舟。
这种精神的获得首先建立在揭露黑暗的情感否定和社会批判的基点上，这构成“朦胧诗”精神意象的第一层内容。当年的现实，在顾城的笔下是“黑暗在淤积/无边无际/掩盖了/珊瑚般生长的城市/和默默沉淀的历史”（《梦痕》），是彻底污染的现实；而在这种现实中，彩虹、时钟、红花……《眨眼》之间“变成了一团蛇影”、“一口深井”、“一片血腥”，这种荒诞意象的组合，无疑在暗示着心灵受到戕害而倾斜的心理错觉；在杨炼的视野里，现实是“峭壁震颤/发出黑色的回响/……寒冷的磷火阴森森地摆动/喧嚣的白昼已经死去”（《蓝色狂想曲》）；在江河的感觉中，现实依然是残酷而冷峻的，“我无数次地被出卖/我的头颅被砍去/身上还流着锁链的痕迹？……生命在死亡中成为东方的秘密”（《纪念碑》）；而北岛的“悲哀的雾/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结局或开始》）更是形象地概括了黑暗现实及其带来的巨大灾难。
如果说对伤痕的揭示，是“朦胧诗”精神内涵的第一层面，也是表层描述的话，它的深层意义还在于作者们更注重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迷途中寻找精神支柱和理性光芒。因此，深刻的反思与探求意识，成为“朦胧诗”人们的重要精神内容，并且从中表现出了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者的结合，构成“朦胧诗”精神意象的第二个层面。
顾城为这《一代人》作出了“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的真情写实。在现实的迷雾中，他们不仅看到了“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红帆船》）这样一些历史伤痕的表层，更深刻地揭示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种人类历史的悖论与怪状，发出了“冰川期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的有力诘问。他们没有停留在迷惘与忧愤之中，而是在对个人/社会关系的自我反思与审视过程中，作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苦痛否定，以及“让我用歌声/亲吻你那明天的曙光……让不朽的爱情战胜死亡”（《沉思》）的乐观宣言。也正是在这种心理基础上，他们开始了理想重铸的历史选择，以自己的经历与感受为基点，推演到民族整体的生存与人类的命运，从而由“迷惘的我”而成为“深思的我”，更是“沸腾的我”的精神蜕变。当“祖国的土地上只有呻吟/真理的声音才更响亮”的英雄主义气概，与“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的悲壮姿态，来直接承接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意识，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战斗精神。
“朦胧诗”精神意象的第三个层面，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这又可以分裂为对“人”的命题的直接表现和对爱情颂扬两个主题。前者表现为对“人”的确立与召唤。他们的英雄主义情怀在更大程度上又表现了普通人的特点，不仅抒发了“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的第一声呼唤/在草地的绿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写下生活的诗/这普遍的愿望”，这具体而现实的人生基本权利要求与渴望，来对抗异化着的现实，同时还在诗中建立起了真诚、独立、和人性的世界。顾城高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在宇宙中共鸣”（《生命幻想曲》）；梁小斌郑重的指出“以后的日子全是孩子们的节日/……不要把孩子阻挡”（《少女军乐队》）……所以，“朦胧诗”对“人”的关切，不仅是即时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感的关切，而且还把目光投向了未来，构成了由现实出发又超越了现实的理想境界的关切。它所表现的这种关切，从另一角度否定了十年动乱扭曲了的时代，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地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方式，在哲学意蕴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对于后一主题，“朦胧诗”既表现了在摧残爱情、掠夺情感世界中，勇于表现爱情的非凡勇气和诗人的艺术良知，表现了非常岁月中“一切的爱情都在心中”的时代特点。北岛的《是的，昨天》表现出对爱情背叛的哀叹，进而表现美好的幻灭和人性的沉沦；顾城的《不是再见》则用宁静和安详的童话语言来构筑他的情感花园。舒婷的《致橡树》以优美的句式，展示了圣洁、高尚的爱情观念，这又是一种平等与独立的人格宣言，从爱情角度，深化了“朦胧诗”人道主义的精神意象。诗人的艺术视野拓展到了整个社会和时代，思考的基点也由现实推向了历史的纵深。因而表现出的爱情主题，更带有了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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