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一、陶渊明的生平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彭泽）人。陶渊明生活在政治环境异常复杂的晋宋易代之际。其族望和家世，据《陶征君誄》云：“嗟乎若士，望古遥集。 韬此洪族，蔑彼名级。”这里所称“洪族”是指陶渊明的曾祖大司马陶侃而言。陶侃为晋代勋臣，故称“洪族”。虽曰洪族，其实与南迁的北方累世士族相比，并不显赫。陶侃就曾被人蔑称“奚狗”，并长期被怀疑和监视。陶渊明以勋臣后裔而衰落为“寒门”，得不到应有的禄位，所以“ 韬此洪族，蔑彼名级”，可见其本出自世家而泽不及身。笔者以为，其遭遇与南北士族的身份不同有些关系。在门阀统治森严的东晋时代，身为庶族的陶渊明在“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中，徘徊于出仕与归隐的人生道路。公元393年，陶渊明２９岁出任江州祭酒，不久便辞职。《饮酒》第十九首透露了他这次出仕的情况：“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陶认为“志意多所耻”是羞耻的行为，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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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彭泽）人。陶渊明生活在政治环境异常复杂的晋宋易代之际。其族望和家世，据《陶征君誄》云：
“嗟乎若士，望古遥集。 韬此洪族，蔑彼名级。”
这里所称“洪族”是指陶渊明的曾祖大司马陶侃而言。陶侃为晋代勋臣，故称“洪族”。虽曰洪族，其实与南迁的北方累世士族相比，并不显赫。陶侃就曾被人蔑称“奚狗”，并长期被怀疑和监视。陶渊明以勋臣后裔而衰落为“寒门”，得不到应有的禄位，所以“ 韬此洪族，蔑彼名级”，可见其本出自世家而泽不及身。笔者以为，其遭遇与南北士族的身份不同有些关系。在门阀统治森严的东晋时代，身为庶族的陶渊明在“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中，徘徊于出仕与归隐的人生道路。
公元393年，陶渊明２９岁出任江州祭酒，不久便辞职。《饮酒》第十九首透露了他这次出仕的情况：“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陶认为“志意多所耻”是羞耻的行为，终以辞职。
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渊明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正是其当时的心情写照。次年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投冠旋旧虚，不为好爵萦；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正值陶渊明犹豫之际，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借故回乡。
陶渊明再次出仕是在他近四十岁时，《荣木》一诗中说到：“先师遗训，云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谓。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时至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第二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
陶渊明一生虽几次出仕，但他与世俗是那样格格不入，在混迹于官场时，总充满悔恨的心情，而他所作《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与官场永诀，以躬耕终老。归田后，陶渊明的性情与田园自然的契合，使其所作诗篇大放溢彩。他作《归园田居五首》，描绘出闲适自得清新自然的田园生活画卷。其四言诗杰作《归鸟》，借鸟儿眷恋林木，倦飞知还，道出诗人归隐真意。《饮酒二十首》则表现诗人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思考体现诗人淳真自然的艺术风格。第十九首：“拂衣归田里……亭亭复一纪”。“一纪”是十二年，此时诗人已归田十二年。然而，自辞彭泽县令归田以来，陶渊明虽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但他并不能忘怀一切，《杂诗》其二有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光阴如梭，壮志难酬的悲哀，深沉万分。晚年的陶渊明还是关注社会与政治的，公元417年，刘裕北伐收复长安，灭后秦，业已五十三岁的陶渊明写下《赠羊长史》一诗云：“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抒发了对收复中原与三秦的欣慰之情。五十六岁所作《读史述徽章》和五十八岁作《读山海经》组诗，都寄托了豪情壮志。而五十九岁所作《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名为咏史，实为述怀，均表明晚年的陶渊明壮志未消，理想犹存。刘裕代晋，现实的黑暗政治使他不满，而他又无力改变，于是他幻想出理想国——“桃花源”。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出仕到六十三岁去世，虽然贯穿着仕隐的矛盾，但其壮志从未泯灭。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萧统所编陶集虽然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的。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１２１首，赋、文、赞、述等１２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伪还不能肯定。

二、陶渊明的思想
陶渊明一生坎坷曲折，其进退起落缘于其思想的复杂和所处时代的乖谬。晋宋之际，中原沦陷、江南板荡，曾经的龙兴大晋已然风雨飘摇。寒门刘氏篡逆之心，昭然若揭。士大夫进退失据、动辄得咎，恰似釜底游鱼。陶渊明徘徊仕途，游走魏阙江湖，乃是其儒道交织性格在因应时代的体现。

（一） 儒家思想的里子 
 
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虽然弥漫着老庄哲学和佛教的出世哲学。但是儒家究竟是一个正统学派，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对儒家所提倡的六经，几乎家喻户晓。据《晋书•范宁传》：“晋太元年间，范宁为豫章太守，大设庠序，至者千余人。课读五经，又起学占，资用弥广”时至二十岁的陶渊明自然会受到此种风气的影响。又由于他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家庭的社会地位，使他从小熟谙儒家经典，有着儒家的入世精神。
“先师遗训，云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谓。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荣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
“先师”即孔子，“四十无闻”句用《论语》所纪载孔子所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语意。从这些诗句，可见陶渊明对儒家哲学的向往之情。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传统思想深深植根于陶渊明的思想之中，显现于其一生的足迹中。
陶渊明少时有“大济苍生”的壮志，并不是想做一名诗人或是隐士，而是希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这里闪现的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形象。陶渊明对其祖父尤为推崇，他曾在《命子》诗中说：“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而陶侃尊崇儒学，反对“逸游荒醉，生无益时，死而无闻于后”的所谓疏放行为，这自然影响到陶渊明，于是他产生“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的紧迫感。他还以“直方二台，惠和千里”的诗句来描述他的祖父，可见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其祖父是一个清官。在《命子》诗中，他不仅让儿子了解祖上历史，而且要求他们学习祖上的为人，这些反映出陶在青少年时代富有政治理想，曾也想做一个正直清廉的官吏。
在动荡黑暗的年代，陶渊明作为一名有志之士自然会有济世之心和以期成就伟业功勋之愿。《杂诗》其五：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渴望建功立业的陶渊明出仕了。公元393—405是其仕宦时期。
在谈到出仕动机时，陶渊明本人声称是因贫而仕：“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连其朋友颜延之也这样看他，“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得毛子捧檄之杯”（《陶徵士谏》）。陶渊明为官固然有改变物质生活窘状的因素，但这更是其早年“大济苍生”思想的必然发展。陶渊明的仕途之路充满了艰辛坎坷。初在荆州刺史桓玄处任小官时，官场的尔虞我诈就给他带来了思想上的愁苦：“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翼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于是他借母亲孟氏之故去职回家。但正值盛年的陶渊明，虽辞官，但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任彭泽令，在“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支配下，陶渊明是留恋官场的，并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仕而归，归而仕，在五次反复中实践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信念。
 陶渊明处于东晋时期的污浊社会，是有过奋发有为的宏愿和积极行动的。但“大道不行”，“兼济天下”的人生首要无望实现时，陶渊明便退而求其次，秉持儒家“独善其身”的思想，选择 “安贫乐道”的生活之路。他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的归隐，正是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格完美思想的体现。陶渊明归隐后，作诗饮酒，安然自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一方面是出于自我安慰，求得心理上平衡，另一方面是顺应了他的“自然”之道。在这种“自然”之道支配下，他保持了人格的高洁，“养浩然之气”。即使在他似乎沉浸在祥和的田园生活中时，他还是会忆起少年壮志，在怀古中伤时，在借吟咏神话故事寄托豪情：

《咏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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